孔子的“詩興”學說及其哲學貢獻

　　原標題：孔子的“詩興”學說及其哲學貢獻

　　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論語》原典中，不僅凝練了孔子的仁學、義學、禮學、樂學等學說，還飽含著孔子的詩學智慧成果，積淀而成“詩興”學說。相對于學界關于孔子仁學、義學、禮學、樂學等的豐富研究成果而言，“詩興”學說尚存在非常廣闊和深入探討的學術空間。本文即從“詩興”學說的理論根源、理論形態、理論主體、思想價值、哲學貢獻等，逐一展開探討。

　　“詩興”學說的理論根源

　　眾所周知，“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詩教在孔子哲學教育活動中占據首位，其中“興”是孔子詩教的獨特發明。《論語》中孔子多次與孔門弟子談論和運用“興”，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在與子貢論詩引發“貧而樂”“富而好禮”命題時，肯定子貢“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在與子夏論詩引發“禮后乎”命題時，也贊譽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孔子主張的“興”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興”不是一種自發的、無意識的活動，而是孔子與孔門弟子的一種自覺活動，是一種有意識的創造活動；第二，“興”不是一種抒情審美活動，也不是文學創作活動，而是孔子與孔門弟子對儒學學說的一種思想創造活動，“興”搭建了“詩”與“仁”互通的橋梁；第三，“興”不僅涵蓋對內在道德意識的興發、喚起活動，也包括對外在情境、道德實踐的反省、感悟活動。這說明，“興”雖然發源于孔子詩教，卻超越了孔子詩教論域，通向了孔子儒學的思想創造活動，與孔子儒學的各種學說，產生了一種內在的思想關聯。孔子創立的這種學說，既發源于詩教哲學教育活動，又以“興”為根本特點與思想主線，故稱之為“詩興”學說。

　　“詩興”學說的理論形態

　　孔子的“詩興”學說，在其理論形態上，包括詩興范疇、詩興命題、詩興對話、詩性語言、詩性意象等，它們普遍具有啟發、興發、反省、領悟、覺悟、醒悟、體會、呼應、喚起、感受等思想特征，相應表現為反省力、領悟力、覺悟力、啟發力、喚起力、感受力、想象力等思想創造能力。

　　《論語》中出現的詩興范疇，大致形成了四類“家族相似”的觀念群。第一類以“好學”為核心，包括“學”“誨”“疑”“問”“思”“為”等；第二類以“省”為核心，包括“聞”“敏”“觀”“三省”“內省”“自省”“自訟”“自厚”等；第三類以“起”為核心，包括“興”“啟”“發”“憤”“悱”“致”“叩”“告”“欲”等；第四類以“正”為核心，包括“立”“達”“先”“風”“施”“好”等。《論語》中比較典型的詩興命題，包括“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溫故知新”“聞一知十”“聞一知二”“切問近思”“叩其兩端”“循循善誘”“多聞擇善”“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等。

　　所謂詩興對話，即《論語》中出現的對話方式，包括孔子與弟子、時人、政治家等的對話形態，也包括孔子獨語式即“子曰”“孔子曰”的對話形態。這些對話文本中的對話主體、義理邏輯、語言特點、展開方式、思想進路等，都蘊含著豐富的詩興方式。這種詩興對話，幾乎囊括了《論語》中的所有文本，成為《論語》這一儒學經典獨有的文本特點。

　　《論語》中孔子與孔門弟子在創立圣賢人格、君子人格的思想學說時，經常使用詩性意象，包括自然意象如“北辰”“日月之食”“山”“水”“川”“松柏”等，禮器意象如“瑚璉”“美玉”“觚”“木鐸”等。也經常采取詩性語言，如“重疊狀態詞+如也”，包括“夭夭如也”“申申如也”“侃侃如也”“訚訚如也”“行行如也”“與與如也”“怡怡如也”等；另一種如“郁郁乎”“蕩蕩乎”“巍巍乎”“煥乎”“使乎”“堂堂乎”等用以描摹圣賢人格氣象、君子人格氣象。這些詩性意象與詩性語言，與詩興范疇、詩興命題、詩興對話一起，共同構成了“詩興”學說。

　　“詩興”學說的理論主體

　　無疑，《論語》中的孔子與孔門弟子，都具有一種道德品質與道德人格，由此確立了他們在儒學思想史中的道德形象和在儒學學說中的道德面向。不過，若仔細觀察《論語》相關文本，就會發現孔子與孔門弟子，都有著深厚的詩學修養和詩性品質，如孔子“好學”“發憤”“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等；顏淵“好學”“聞一以知十”“退而省其私”等；曾子“問”“省”“唯”“魯”等；孔子贊譽子貢“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起予者商也”等，這些成為孔子與孔門弟子詩性品質的思想標識。詩性品質，與“仁”“知（智）”“忠”“信”等道德品質屬于不同類型，被孔子賦予了層級上高于、邏輯上先于道德品質的思想地位。詩性品質，普遍具有興發、覺悟、反省等思想特點，內在是指興發、覺悟、反省儒學精神的思想品質，外在表現為創造儒學學說的興發、覺悟、反省能力，由此構成了孔子與孔門弟子的思想人格。對于這種詩性品質和思想人格，如果局限于孔門教育教學活動中加以理解，則既窄化了這些詩性品質與思想人格的適用范圍，也降低了它們的思想價值。

　　由此來看，后世儒者關注較多的道德品質與道德人格，可以使孔子與孔門弟子獲得一種道德形象，孔子創立的儒學學說也由此獲得一種道德面向。這種道德形象與道德面向，使孔子與孔門弟子成為儒學學說的承載者、踐行者。而孔子與孔門弟子的詩性品質與思想人格，則可確立孔子與孔門弟子的另一種思想形象，也使孔子儒學獲得了一種思想面向。這種思想形象與思想面向，可以使我們認識到，孔子儒學不僅僅是一種“結果”，不僅僅是一種可以踐行、運用的儒學學說；同時它也包含著一種儒學學說的創造活動，是儒學思想創造的“過程”。孔子帶領的孔門眾弟子這個學術共同體，亦是儒學各種學說的創立者、創造者。

　　“詩興”學說的思想價值

　　孔子的“詩興”學說，同樣也是孔子儒學的組成部分，但它與仁學、義學、禮學、樂學的思想價值不同，它擔負著創造孔子儒學各種學說的使命，是生成孔子儒學各種學說的思想方式。“詩興”學說的這種理論定位，可以推動我們重新理解孔子儒學及其哲學特質。

　　第一，孔子儒學是一種思想創造的“過程”。以往我們學習和研究孔子儒學，更多是把它當作僅供運用和踐行的“結論”，這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理解方式，側重于從中國哲學的“史”，而非中國哲學的“思”的向度，進行認知和理解。“詩興”學說，作為孔子儒學的思想方式，是從“思”的向度，把孔子儒學視為一種動態的、生成的思想創造“過程”。這種儒學思想創造的“過程”，也和工夫論有所區別。工夫論雖然注重儒學學說的“過程”，但是更側重于一種道德修養過程，而對儒學思想創造活動的生成機制與發生過程的發掘和重視并不充分。

　　第二，孔子儒學具有一種內在的生成機制。自中國哲學（史）學科建構以來，一些研究者往往習慣于利用西方哲學的理論資源，闡釋和重構孔子儒學各種學說。這種闡釋和重構路徑，在升華、深化儒學思想哲學意味的同時，也導致“隔閡膚廓之論”，甚至產生“傅會之惡習”（陳寅恪先生語）。“詩興”學說，作為孔子儒學的思想方式，是把存在于儒學學說之中的詩興范疇、詩興命題、詩興對話、詩性意象、詩性語言等，轉化為這些儒學學說的內在生成機理，以此支撐孔子儒學的生成過程與生成機制，這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和避免借助某種西方哲學流派或學說來闡釋和重構孔子儒學的風險。

　　第三，正是孔子與孔門弟子的詩性品質，使之成為這種儒學思想創造活動的理論主體。如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是孔子推崇的詩性品質，“好學”的思想地位高于“忠信”，從儒學學說生發的內在邏輯來說，“好學”更具有一種邏輯的原發性、先在性。這種詩性品質在向儒學思想創造能力轉化的過程中，也就把詩性品質的諸種思想特征，融入了孔子儒學的各種學說之中。通過解析這些儒學學說的生成機理，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其中的文本結構、思維進程、義理邏輯，普遍獲得了一種詩教面向。“詩興”學說，使孔子儒學的仁學、義學、禮學、樂學等學說，不是一種靜態的、純粹概念型的“理論形態”，不是一種依靠邏輯推演與概念界定方式，而是透顯出一種啟發、興發、反省、領悟、覺悟、醒悟、體會、呼應、喚起、感受等詩性的精神氣質。這種詩性氣質，就是孔子儒學的哲學特質所在。

　　“詩興”學說的哲學貢獻

　　孔子儒學的仁學、義學、禮學、樂學等各種學說的核心范疇，如“仁”“義”“禮”“樂”，都已經是春秋時代普遍運用的道德觀念，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孔子對這些道德觀念進行了“哲學的突破”，創立了屬于儒家學派的各種學說。相對而言，《論語》中出現的詩興范疇、詩興命題、詩興對話、詩性語言、詩性意象等，是春秋時代的士人階層運用較少的，甚或幾乎沒有出現過的。因此，這種“詩興”學說，能夠凸顯孔子的創造性、創新性的哲學貢獻，無疑亦應納入孔子儒學“哲學的突破”之中。挖掘和整理“詩興”學說，對于我們依據《論語》原典，建構孔子儒學的知識體系，包括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是大有裨益的。

　　孔子創立的儒家哲學，是與古希臘哲學根本不同的，這已是學界的共識。不過，若這種共識僅僅停留于仁學、義學、禮學、樂學等各種學說的思想內容層面上，是不夠充分的，也是不夠完整的。“詩興”學說，作為孔子儒學的思想方式，是孔子把儒家的詩教精神，融入儒學各種學說的生成機制之中，使孔子儒學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詩性哲學特質，這也是孔子儒學與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哲學特質的根本差異。這種“詩興”學說滲透的詩教精神，已經深深沉淀在孔子儒學各種學說之中。春秋戰國時代以來，隨著孔子思想地位的日漸提高，儒學學說主流地位的日益鞏固，這種詩教精神，也流淌于中華民族精神血脈之中，孕育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之中。可以說，“詩興”學說，既是孔子對中國哲學的重要貢獻，也是孔子對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

　　（作者：許春華，系河北大學畿輔哲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孔子儒學的詩學話語體系建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