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年譜》：讓李大釗“活起來、站起來”

　　《李大釗年譜》：讓李大釗“活起來、站起來”

　　歷時20年編著完成的135萬字《李大釗年譜》（上下冊）日前榮獲教育部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是“中共黨史黨建學科”獲得一等獎僅有的兩部著作之一。談及獲獎感受，該書作者、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常務理事兼學術秘書、北京大學校史館研究員楊琥表示，很高興自己的工作得到認可和肯定，這既是對既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對自己的鞭策和鼓勵。

　　他說：“當初接到李大釗研究會和北京大學交給的任務時，我就下定決心，要本著‘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態度，做好這本書的編纂工作。要保證每一項信息來源都準確可靠，讓讀者和研究同行能夠放心地參考和使用。”

　　承前啟后之作

　　來自甘肅通渭的楊琥于1990年考入清華大學，成為師從陳寅恪、雷海宗、邵循正等史學大師的劉桂生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做學問，不怕笨，就怕你不笨。”楊琥將劉桂生先生這句話奉為自己治學的座右銘。在北京大學讀博期間，楊琥參加了《李大釗全集》的編纂工作，從此與李大釗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在楊老師身上，可以看到一種認準目標、勇擔重任、沉潛下去、力戒浮躁、堅毅前行、打造精品的人生態度和治學能力。”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楊虎看來，《李大釗年譜》是新時期黨史、北大校史以及李大釗研究領域的一部精品力作。在編纂《李大釗年譜》的漫長歲月里，楊琥用“竭澤而漁”“勤筆抄錄”“好學深思”“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愚笨功夫，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最終拿出了沉甸甸的成果。

　　《李大釗年譜》從李大釗的生平事跡，社會、政治活動與師友交往，詩文系年與重要論著解析，學術貢獻與思想觀念等方面，逐年逐月全面、客觀、真實地記載了李大釗尋求“政理”與真理、領導革命活動并英勇獻身的一生。該書以時為綱、以事為目，體例新穎、要素齊全，不少資料為首次公開，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和承前啟后之作，是新時代認識李大釗、了解李大釗、宣傳李大釗和研究李大釗的奠基之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

　　如同李大釗所說：“歷史學是起源于記錄。”“歷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憑借對文獻的挖掘深廣、搜羅宏富，以及考辨精當、視野開闊，《李大釗年譜》入選2019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研究雜志社評選的2020年中國歷史學5部優秀著作，榮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踏平坎坷成大道。作為李大釗研究、北大校史研究專家，楊琥著有《李大釗年譜》《清末民初的思想與人物》，編撰《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等多部近代人物文集和史料集，作為骨干參與“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李大釗全集》《孫中山全集》的編輯、注釋工作。

　　漫漫編撰之路

　　編著《李大釗年譜》的20年間，楊琥閱讀了幾乎所有關于李大釗的著作和回憶文章。因當年還沒有數據庫可供檢索，他利用業余時間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從舊報刊、手稿、日記中挖掘原始資料，用于抄資料的筆記本就用掉了50余個。后期伏案寫作時期，楊琥更是寫到右胳膊抬不起來，要靠針灸緩解。

　　“李大釗的自然生命雖然已經結束了，但他的思想生命、文化生命、社會生命長存。”沉浸于研究對象二十載，楊琥總結出李大釗的5個突出特質：忠貞的愛國情懷、世界文化的眼光、全球政治的頭腦、與時俱進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

　　研究李大釗的知名學者朱成甲認為，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楊琥以清末民初為大背景、以李大釗與“五四”為中心的史學研究，多年來已取得很突出的成果。這些成果，已為海內外的有關學者以至思想理論界、文化宣傳界所廣泛審視與稱道。在他看來，“《李大釗年譜》水平之高，實在美不勝收”：其特點一是“基礎入手，廣搜史料”，二是“多方參證，考訂正誤”，三是“追蹤前沿，拓展認識”。

　　“楊琥的‘五四’研究與李大釗研究，是學術界不得不重視和參考的重要學術成果。而在學術研究方法上，他也已具備‘金手指’。”談及“一貫勤謹好學”的楊琥好學的程度，朱成甲認為“可說是孔子所稱道的顏回一類的人物，遠非一般之人所可比”。楊琥的研究之路，從章太炎開始，到新文化運動，再到李大釗。楊琥如同顏回的那種勤勉好學、勤勉去做一切所承擔的任務，多年如一日，應該說是很少見的。“我給他打電話的時間，一般都在晚上9點以后，而他接電話的地方，通常都不在家里，而是在校史館他的辦公室。年復一年，有幾人能做得到？《李大釗年譜》巨著的產生，就在于此。”

　　追求至臻之境

　　對于李大釗這樣一位革命先驅、歷史偉人，編寫一部什么樣的年譜，才能全面、完整、準確地反映其生平活動、革命事跡和思想發展，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推進？當年，在接受編撰《李大釗年譜》這項任務后，楊琥就在思考，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在學習、繼承和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楊琥逐步認識到：這部年譜應該完成的任務是充分展示李大釗的革命活動和思想演變的軌跡，一切編撰工作都應服務于這個中心任務。

　　征引資料，既要博采又要準確。李大釗是一位革命烈士，關于他的許多資料都散失了。在楊琥著手工作時，學術界已有幾種李大釗年譜，但內容比較簡略。針對這種狀況，他從基礎入手，廣搜史料，盡可能地查找、搜集各種原始資料，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報刊、檔案、日記、地方志等。

　　據粗略統計，除李大釗本人的論著外，《李大釗年譜》征引了近70種報刊，50種檔案資料匯編和未刊檔案，36種日記、書信和文集，60種紀念集、回憶錄和數百篇研究論著，其中有關“事略”部分的史料，新挖掘的資料大約占40%。在撰寫過程中，楊琥堅持多方參證、嚴密考訂的原則。對于史料充分的李大釗事跡，按其不同類型、不同來源，每一種史料均摘要征引一條，以互相印證。同時，對于各種敘述矛盾的材料，他則嚴格考辨、仔細分析，擇其可信者而用之，其不可信者而棄之，在準確可靠的史料基礎上努力重建李大釗生平事跡之史實。

　　根據李大釗的特點，需要采用符合他身份的年譜編撰體例。李大釗既是革命家和政治活動家，又是學識豐富的思想家，如何將他這種革命家兼學者的特點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來，是《李大釗年譜》需要解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為此，楊琥翻閱了自清代以來的多種年譜，博采眾長，在體例上設置了“譜主事略”“詩文系年”“時事紀要”3個子目。具體來說，在“譜主事略”中，主要敘述李大釗的生平事跡、日常生活、師友交往和革命活動等；在“詩文系年”中，則介紹李大釗所撰寫的詩文、學術著作和講義等內容，同時對其重要觀點和思想演變的轉折點加以重點評述；在“時事紀要”中，則將同年發生的與李大釗關系較為密切的時政大事摘要記載，以便體現他生活的時代背景，從而揭示李大釗與時代之間的相互關聯。

　　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才能不斷推動李大釗研究。一般年譜，主要以收錄資料、客觀敘述譜主生平事跡為主，但《李大釗年譜》并不滿足于此。在博采史料的同時，楊琥還充分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將最新成果體現在年譜中。此外，在年譜編寫過程中，針對李大釗研究中的一些熱點問題，他也撰寫和發表了若干論文，并對一些影響較大但實則錯誤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和批評，使年譜編撰與專題研究互相結合、互相促進，在一些重大問題或關鍵點上引起了學術界對李大釗更加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李大釗研究，任重而道遠。”楊琥謙稱，《李大釗年譜》只是李大釗研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李大釗的思想來源、學術和政治主張、革命精神等許多重要問題還有待研究解決。他說，自己要再接再厲，多面立體地展現李大釗同志作為一個革命者、學者、思想家的人物形象，真正讓李大釗“活起來、站起來”，從而使共產黨員和青少年都能了解他的革命事跡，學習他崇高的品格，實踐他的奉獻精神，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