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見華夏 史觀生活——評《華夏日常生活史》

　　原標題：物見華夏 史觀生活——評《華夏日常生活史》

　　《華夏日常生活史》 李志生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清 《胤禛耕織圖冊·收刈》 圖片選自《華夏日常生活史》

　　清 《經》 圖片選自《華夏日常生活史》

　　北齊 彩繪陶牛車 圖片選自《華夏日常生活史》

　　莫高窟壁畫女十三娘局部圖 常沙娜 摹 圖片選自《華夏日常生活史》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時至今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領域出現了眾多優秀著作。李志生的新著《華夏日常生活史》便是其中之一。該書以物品和圖像切入歷史，再以歷史觀照生活，雙向往復，讓華夏5000年的日用常行變得搖曳多姿，又形象可感。

　　李志生師從歷史學專家王永興教授。多年來，她在唐史、婦女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領域及學科發展方面成績斐然。她的《中國古代婦女史研究入門》被許多人視為研究婦女史的必讀書目。

　　《華夏日常生活史》分為衣、食、住、行四大部分，但本書又不滿足于講述衣、食、住、行本身，還試圖去追究“為什么”以及“如何成為”這樣的課題，從而勾勒出華夏日常生活史的發展脈絡。如此，既可從另一個角度管窺中國歷史的演進歷程、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狀況，也可以從中看到中國人的聰明智慧、精神面貌。

　　以物探史

　　日常生活中的“物”作為一種人工制品，具有客觀存在感，也凝聚了人類的集體記憶和個體經驗。該書以“物”作為古人日常生活研究的抓手，探察社會與文化變遷最細微的脈動。

　　歷史不僅存在于二十四史中，也存在于人們的冠帶鞋襪、上衣下服中。在書里，李志生首次提出了鳳冠演進的“三部曲”，即假髻首飾、花樹梁冠、帽胎鳳冠三階段變化。在這里，變的是物，而飾物的等級意義，則是恒久未變的。比如，2013年4月，從江蘇揚州邗江區西湖鎮蕭后墓中出土的禮冠格外引人注目。此冠是目前出土的等級最高、形制最完整的禮冠。據考古工作者楊軍昌介紹：“這個冠是由2個博鬢、2道呈十字交叉的‘梁’和3道呈環帶的‘箍’組成基本架構，然后在框架構件上又分布了13顆花樹。”但研究者也敏銳地發現，禮冠上有花樹13顆，明顯與隋唐之制不符。按制度，唐朝皇后的首飾花是12樹，12才是至尊。有學者推測，或許正是不想給蕭皇后以最正宗的皇后葬禮，才給了她非至尊的13顆花樹。

　　在“唐代的住宅空間”論證中，李志生以“門”為切入點，循著由內而外的順序，按照大門和門館、中門和中堂、北庭和北堂、西院和亭、廄仆的空間脈絡，層層推進。讓讀者深有感觸的是，具有遮風擋雨功能的住宅，竟然暗含著尊卑、上下、男女、內外之別的深意。一座宅第就是一個小社會。讀者從而理解了五十歲才在長安買到房子的白居易的感慨，“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于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也對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情懷有了更深的敬佩之情。所以，日常生活的“住”體現的不僅是房屋的建筑結構，里面也暗含著中國人的情感、情懷，當然也是中國史的另類書寫。

　　總之，特定的物品或事物，既是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等諸多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構建日常生活方式、社會形態及其歷史進程的重要載體。

　　以圖證史

　　所謂圖像史學，主要是利用圖像來研究歷史和傳播歷史的科學，包括圖像史料學和圖像媒介史學兩大部分。前者主要是指利用過去的圖像來研究歷史的科學，可稱為“圖像證史”；而后者主要是指當下利用圖像來傳播歷史研究和歷史知識的科學，可稱為“圖像傳史”。

　　李志生在書中將壁畫、畫像磚、傳世畫作、出土文物等圖像作為史料，充分發揮圖像證史、圖像傳史的作用。生動精美的圖像史料，與書中的文字交相輝映，再現了古代真實、立體的生活圖景，讓我們觸摸到了歷史的脈搏。

　　如作者對敦煌莫高窟第12窟晚唐婚嫁圖的運用，讓讀者感受到唐代婚禮的隆重，新娘婚禮服飾之精美。圖中，來賓已在棚下就座禮席，新郎頭戴氈帽，雙手持笏，身著袍服，足蹬烏皮靴，正在伏地行跪拜禮；新郎旁的新娘，頭戴鳳飾，身著裙衫帔，雙手斂于胸前，在行女人拜(后來也稱萬福禮)。因時間久遠，新娘的妝容已經模糊不清，但從新娘臉上依稀可辨的紅唇，可以想象一千多年前，年輕漂亮的新娘子的妝容。當我們驚嘆中國人審美的同時，也致敬繪制壁畫的畫家。正是他們,將一千多年前人們的日常生活永遠地保留在了石窟洞中，也將歷史保留了下來。

　　廚房作為傳統女性重要的生活空間，也得到了作者的重視。書中選取的北宋婦女斫鲙畫像磚，就是古代女性在廚房勞作的縮影。斫鲙雕磚表現了一位婦女剖魚做飯的場景，她腰系寬大的斜格紋圍裙，挽起袖子，露出多圈套鐲；身前的高木方桌上有各種廚房必備品，如廚刀、菜墩、水盆、方爐、鍋等細節；桌旁有一個方形火爐，爐火熊熊，爐上有鍋，鍋中水在沸騰，表示即將煮魚。畫面構圖生動，線條流暢，生活氣息十分濃厚。即便是今天的讀者看來，也倍覺可親可感。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是中國人的家規。而坐相究竟是什么樣子？圖像史學的運用，就直觀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李志生將古人跪坐、跽坐、箕坐、踞坐等姿勢，分別通過殷墟婦好墓出土玉人、秦始皇帝陵K0007陪葬坑出土跽俑和箕俑、持傘女俑呈現出來。讀者由此可以明白，為什么孟子看到妻子在屋里“踞”坐，就認為“婦無禮，請去之”；也明白了為什么人們如此看重“站如松”“坐如鐘”“行如風”，因為這其中蘊含著中國人的精氣神。

　　以史為燈

　　作者不僅僅是通過微末之物、日常之行回溯歷史，同時還利用獲得的歷史新知和前人成果，回照當下和日常，如同X光般，讓尋常的物品和行為顯露出觀念的結構，以及這種結構的流變。

　　歷史存在于一粥一飯、一鼎一鑊之中。比如在飲食方面，本書新意頻出，李志生寫出了各種肉類在古人飯桌上的浮沉史。在春秋時期，豬的使用功能已被提到了政治的高度。在祭祀上，無論是太牢還是少牢，豬都受列其中。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圖滅吳國時，豬就成了獎勵政策。至戰國秦漢時期，隨著農業的發展與野外草場的萎縮，牛、馬、羊的畜養逐漸減少，而與農耕種植業相隨相伴的豬、雞等雜食類動物，開始慢慢成為百姓的主要肉食。到了中古時期，受游牧民族的影響，羊肉成為人們的主要肉食。到了明代，因人口與土地的矛盾，豬肉成為肉食中的主流。所以，在唐代，來到田家做客的孟浩然，品嘗的是故人具的“雞黍”。而同時代的李白卻和岑夫子、丹丘生一起，“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可以說，將日常生活置于大歷史中，是解決前文所提的“為什么”以及“如何成為”的問題的關鍵。李志生深諳此理，針對服色的變化，書中得出這樣的結論：王朝的更迭導致了服色的更易；君臣的地位決定了服色的差別；時代的變遷影響了正色服和間色服貴賤的浮沉。

　　比如書中提到，歷史上有“曹操賜蔡文姬頭巾、履、襪”一說。但是，曹操為什么要賜給蔡文姬這些物品？這些物品說明了什么？據《后漢書》記載，蔡文姬丈夫董祀“犯法當死”。蔡文姬為夫求情，“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據王子今《履與禮：漢晉等級秩序的立足點》可知，在漢晉時期，“‘跣足’作焉禮制規定的動作，通常也表示謝罪態度，這是與身份低下者的行走方式一致的”。所以曹操賜蔡文姬履、襪，既是對她的關心，也包含同意她的請求，原宥董祀之罪的意思。這些對“為什么”的進一步思考，就是《華夏日常生活史》帶給讀者的啟示。

　　再如坐具的變化，也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古人生活方式和出行方式的變遷。漢代之前，人們以席地而坐為主。到了漢魏南北朝時，則出現了以床榻為中心的起居格局。至唐代，高足坐具逐漸進入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從席地而坐向垂足而坐轉變。正因為高足坐具的出現，到了宋代，出行工具——轎子出現了。尤其是南渡之后，因南方氣候潮濕，城市道路泥濘，騎馬不但容易打滑，還會弄臟衣服，于是乘轎就成了更佳選擇。這樣的論證，讓筆者不由得產生這樣的聯想：靖康之變后，李清照是乘轎子從青州到臨安的嗎？一路上她遇到了哪些行旅風險？

　　既然本書研究的是日常生活史，當然包括了男性及女性的日常生活史。如李志生在探討耕織的性別特征時認為：中國古老的農業社會，發展出了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中古時期的賦調制、歷代帝后的親耕與親蠶禮更是明確了“男耕女織”的內在理念。這為我們理解傳統社會中男、女的定位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視角，正如英國學者白馥蘭所認為的“‘男耕女織’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所主張的陰陽平衡、政通人和，還提出‘男耕女織’既為家庭提供衣食所需，又體現民眾與國家間的道德契約，男性與女性在繳納賦稅、維護國家穩定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而國家也為民眾提供了某些福祉”。

　　在探討茶的部分，作者通過中國茶和英國茶的對比，敏銳地發現了不同國家茶文化中的性別差異。“由于女性的貢獻和英式茶飲的特點，使英國茶帶上了女性的特點。茶是適合女性的飲料這一觀念，也成為早期英國貴族社會的基本共識。相比之下，中國茶的男性特點更突出，茶的起源、推廣，無不帶有男性的身影；確定制茶、飲茶規矩，提出茶精神的，也都是男性；主流茶飲人群同樣是男性”。

　　總之，將大歷史的變遷作為古人日常生活變化的推動力的研究理念，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自己的根脈，理解華夏文明的傳承與變遷，讓我們了解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氣質是如何塑造的。

　　任何“日常”都有起源，任何“習慣”都有邏輯。這就是物質史，或日常生活史能成為學術研究課題的深層原因。而其撲面而來的人間煙火氣息，讓學術和讀者之間產生了最深的心靈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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