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對李白《蜀道難》的圖像呈現

　　原標題：沈周對李白《蜀道難》的圖像呈現

　　作者：羅建新（西華師范大學蜀道研究院教授）

　　“謫仙”李白那“奇之又奇”“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殷璠《河岳英靈集》卷上）的《蜀道難》，以其無窮魅力，吸引著歷代讀者去索解與尋味。千百年來，人們采用注、疏、分類補注等方式，考察字詞句篇，研究創作時地，分析主題理念，鑒賞藝術神韻，衍生諸多韻味深長的《蜀道難》“文字闡釋”文獻。與之相應的是，明人沈周另辟蹊徑，以點線、色彩、構圖、布局等手段，將自我對《蜀道難》的理解與認識外化為圖像，創作設色山水畫《蜀道難圖》，實現該詩由“文字闡釋”向“圖像呈現”的形態嬗變，在后世產生廣泛影響。對之進行考察，能形成關于李白《蜀道難》理解闡釋傳播問題的立體性認知，豐富古代文學的“文—圖”觀照視域。

　　據現存文獻，沈周于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廿日書寫《蜀道難》，并繪制圖畫，由是生成書畫合璧形態的《蜀道難圖》，并在士林多有流傳。

　　與沈周同時代的劉玨（1410—1472年），就創作有《題沈石田畫蜀道》詩，其文曰：“休文病起酬清興，漫擬王維《劍閣圖》。鳥道入云人不度，雪中惟有凍猿呼。”（劉玨《完庵詩集》卷下）可見沈周所作之“蜀道圖”，在當時已有流傳。不過，由于此詩對圖像內容描繪較少，故難斷定其所題詠者，究竟是沈周的《蜀道難圖》，還是他的《劍閣圖》。

　　入清后，沈周《蜀道難圖》為王時憲（1655—1717年）所收藏，其同年黃越（1653—1727年）、呂謙恒（1653—1728年）以及“瀛州七子”之一的邊連寶（1700—1773年），皆有題畫詩傳世。黃越《題同門王若干藏沈石田〈蜀道難圖〉》詩有“初展萬峰攢，細玩恣幽賞。危磴半空懸，飛瀑山山響。幞被緣沿上，鳥道人來往”諸語，呂謙恒《為太倉王若干題家藏沈石田所畫〈蜀道難圖〉》有“棧影微茫入碧空，石痕鉤距攢峰鍔。下臨無極高矗云，行人蜿蜒出叢薄”諸語，邊連寶《沈石田〈蜀道圖〉》詩有“中央斷絕兩峰峻，天梯石棧相鉤連。竹篾縛橋駕深谷，乘危馭朽寒生栗”“瀎潏砏汃浩呼洶，千巖萬壑雷霆動。楓杉櫧柏幾千株，蒙籠蔽翳何郁蓊”諸語，從中可以想象沈周《蜀道難圖》所描繪的崇山攢聚、楓柏翳日、危磴高懸、棧道接天、飛瀑爭喧等景致。

　　保利藝術博物館藏有沈周《蜀道難圖》，紙本設色，立軸，上方行書李白《蜀道難》，款署“弘治己酉（1489年）秋七月廿日畫并書，長洲沈周。”鈐“石田”“沈氏啟南”白文方印。右下押白文鑒藏印“東吳王蓮涇藏書畫記”。王聞遠（1663—1741年），字聲宏，號蓮涇居士，吳縣（今蘇州）人，以善考辨、富藏書有名于時，則沈氏此圖，當為王時憲、王聞遠等遞藏。圖畫展現蜀道行旅景象：下方一水兩岸，左右蒼松紅楓，高聳挺拔，怪石嶙峋，巉巖欲墜，三人騎驢過棧橋；左下繪依崖橫梁立柱木棧，一紅衣人騎驢行其上，道旁開闊處設有腳店，數人飲食休息于其中，一童仆店外飼驢；中部一峰特立突兀，蒼松丹楓虬曲旁逸，右后為一驛館，掩映于山間，一著紅衣者依樓憑欄凝望，若有所思，左前棧橋凌駕深溪，二旅人騎驢行其上；上方連綿峰巒高聳入云，夾道松楓倒掛絕壁，山間窄徑碥道，蜿蜒直通關隘，關樓踞險道而展旌旗，一白衣人立于關前，飛瀑砯崖轉石，讓人似聞萬壑雷聲。總體看來，此畫構圖嚴謹，布局縝密，用筆沉穩，以“粗沈”之風展示出創作主體對詩意的理解、自然的闡釋和自我精神的呈現，幾可謂“神品”（唐志契《繪事微言》卷上）。

　　李白的《蜀道難》與沈周的《蜀道難圖》，雖為不同藝術形式的視覺呈現，卻均凝聚作者對同一主題的深刻理解和情感投射，成為其藝術意旨“凝固”與“外化”的具象符號。然而，兩者的載體在本質上卻有所區別：詩歌以語言為媒介，其抽象凝練的特性使其能夠展現動態的敘述流程，甚至超越視覺限制，深入揭示和表達情感意旨；而畫作則依賴于視覺的直觀呈現與接收，以線條、色彩、構圖等“可視”元素為載體，將主體情感意旨具象化于靜態瞬間之中。正是這種媒介的差異性，導致沈周在轉換李白《蜀道難》語象的過程中，出現一定程度的依附與游離。這不僅體現出原詩與衍生圖像的內在關聯，更在呈現、遮蔽、增殖等維度上，展示兩種藝術形式間復雜微妙的“互文”關系。

　　在《蜀道難》中，“馳走風云，鞭撻海岳”（陸時雍《詩鏡總論》）的李白，以詩意之筆描繪蜀地山川的壯麗畫卷：“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極寫山勢之險峻；“天梯石棧相鉤連”，生動再現棧道懸空的驚險之景，而伴隨著“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的磅礴視聽，讀者仿佛身臨其境，深刻感受到蜀道之“危乎高哉”，產生“每讀之，劍閣、陰平，如在目前”（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的形象性審美感知。沈周基于李白詩歌語象，運用繪畫構圖技巧，將詩中語言描繪的巍峨壯闊之景轉化為視覺圖像，再借重巒疊嶂、棧道綿延、狹谷幽深等景致，從縱向和橫向角度構建一個由群山環抱的封閉空間。行旅之人立于谷中仰望，但見高山重疊，遮蔽天際，逼仄低沉之感頓現。這樣一來，圖像就從整體上展現詩歌所描繪的崢嶸崔嵬之勢，傳達出蜀道“高”“險”“難”等特征，使得詩意、畫像于此交匯，語言符號部分轉化為圖像符號，實現《蜀道難》主要詩意的圖像再現。

　　誠如趙憲章先生《詩歌的圖像修辭及其符號表征》所云：詩語所指對象的“有”“有形”“可見”三大維度共同構成圖像再現詩歌的基石——“有”作為肯定性表意核心，確立圖像無法描繪否定性存在的基本邊界；“有形”強調對象在視覺層面的直接呈現，即形貌的捕捉，且這種形貌的展現須在“光”的允許下方能達到“可見”狀態，進而為圖像再現提供可能。這三個維度緊密相連，共同決定圖像能否成功再現詩歌語象。在沈周《蜀道難圖》中，不難發現，由于詩歌中某些語象的特殊性，使得圖像難以完全再現其精髓。比如，《蜀道難》開篇即通過神話故事如“蠶叢”“魚鳧”“五丁開山”“六龍回日”等，極盡渲染蜀山自古即險阻難越之能事。這些語象背后蘊含著豐富的情節和動態性，具有觀念上的流動性，遠非單一瞬間景象所能囊括。然而，圖像作為靜態的視覺藝術，難以表現具有連續時間性的內容；這些神話故事的復雜情感與意境，在沈周予以圖像呈現的過程中，難免被部分遮蔽。再者，圖像無法直接傳達聽覺、嗅覺等體驗，這也是沈周面臨的一大挑戰。比如，詩歌中“悲鳥號木”“子規啼月”等聽覺描繪，為全詩增添豐富的情感色彩；然而，這些聲音蘊含的情感在圖像中卻難以精確表現，即便嘗試描繪發聲物象，也會因繪畫的局限性而無法充分傳達聲音的悲戚，使得讀者在觀賞圖像時，難以感受到詩歌中那種強烈的聽覺沖擊。這樣一來，沈周在圖繪《蜀道難》時，面對詩歌中復雜多變、富含情感的語象，不可避免地會因“畫不就”而舍棄呈現相關內容，從而使得圖像與詩歌之間構成部分的“遮蔽”關系。

　　在沈周的藝術創作中，他巧妙地利用圖像的構圖審美與瞬間視覺性特征，不僅忠實于《蜀道難》的文本精髓，更融入個人的獨特理解，使得《蜀道難圖》在視覺形象上實現了“增殖”。畫面中，騎驢旅人、道店歇息、童仆飼驢、驛館樓閣等生動細節紛紛涌現，共同描繪了一個充滿濃郁生活氣息的世界。沈周為何要如此“無中生有”地增加這些詩歌中原本未有的內容呢？從畫卷的整體觀感來看，這些新增形象色彩對比鮮明，構圖布局精巧多變，不僅豐富了畫面的層次感，還憑借“寸馬豆人”的細致描繪，巧妙襯托出蜀山的巍峨險峻。這種疏密相間、繁簡有致的筆墨運用，使得全卷畫面更為“悅目”，令人陶醉。從敘事策略角度看，沈周的這一安排為幽深艱險的深山環境增添幾分世俗生活的煙火氣息，使得詩中與外界隔絕的蜀地，展現出歷史變遷的痕跡。在傳說中的古蜀道、李白筆下的蜀道以及沈周想象的蜀道之間，巧妙地建構了微妙的聯系，使得“難于上青天”的蜀道與瑣細的生活世界相互呼應，形成一種內在的情感節奏。這種情感節奏與沈周筆墨的節奏相互共鳴，產生美妙的“和聲”。這種“和聲”不僅與李白原詩的韻律遙相呼應，更共同構建了一個具有文化認同、觀念認同特征的“文圖互文”的藝術世界。《蜀道難》圖像傳播史上的經典佳作，亦由此而誕生。

　　《光明日報》（2024年08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