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機構一刻也不能遠離讀者,要從機構、活動、渠道、選題等方方面面聽取讀者的聲音。如中華書局連續舉辦多年的讀者開放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出版機構只有與讀者深度相連,才能有效提升粉絲忠誠度與轉化率,最終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顯而易見,如何精準地為互聯網時代的讀者做好服務,各個出版機構都有不同的做法,也取得了許多成效。不過,鑒于中國讀者數量的格外龐大和分散、分流,讀者的多與少、讀者層次的高與低,似乎都決定了出版的格局、規模和生存。看似圖書出版三位一體的作者、編者、讀者,因為讀者的分流,也讓眾多的出版人為之深思——到底該如何有效地黏住讀者呢?
今年是著名出版人鄒韜奮逝世80周年。近日,筆者看到了一家媒體刊發的介紹鄒韜奮在90多年前主編《生活》周刊并創辦生活書店的做法的文章,深受啟發。文章介紹說,在《生活》周刊初創期,鄒韜奮每天拆信、看信、復信,把讀者的事當作自己的事,設身處地思考讀者的酸甜苦辣和悲歡離合,為他們解答各種問題。創辦生活書店后,他要求店員與讀者交朋友。為處理讀者來信,書店特設4個專人,從早到晚加班加點拆信、復信。他們還為讀者代購物品。在雜志和出版社開辦的20多年時間里,鄒韜奮不但讓《生活》周刊創造了當時中國雜志發行的最高紀錄(1932年,每期發行已達15.5萬冊),后來又創辦了《大眾生活》,銷量更是高達20萬冊,再次開創了中國雜志發行的新紀錄。可以說,這在識字率只有30%左右的民國時期,鄒韜奮創造了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
鄒韜奮無論辦雜志還是出版圖書,都十分強調要努力為讀者服務,要照顧一般讀者的需求。他說:“生活書店是由為大眾服務起家的。”以1939年生活書店的出版為例,當年1—11月共出版圖書170種,其中“高級讀物”11種,“中級讀物”26種,時事讀物9種,工具書3種,通俗讀物121種。由此可見,在鄒韜奮心目中,大眾讀者位置的重要性。鄒韜奮和他的出版團隊如此厚愛讀者,也得到了讀者的高度回應。他的做法和理念,在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
從鄒韜奮1926年做《生活》周刊主編,迄今已近百年。但是,鄒韜奮所倡導的服務讀者的理念,在今天不但不過時,還應當有更多新的實踐、新的擔當。
讀者作為圖書出版環節的末端和閉環,其實并不是被動和無奈的,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出版業的良性發展與否。有專家甚至認為,有多少讀者就意味著有多大的市場,有多大的市場就意味著有多大的出版,有多么好的讀者就有多么好的出版。可見,讀者對出版業有反哺作用。他們的精神需求的變化還決定著出版機構的選題走向。
因此,尊重讀者絕不是簡單的一個口號和表態,要化作出版人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出版機構要以優質的圖書出版惠及讀者,就要精準地了解讀者的需求。眼下,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出版業承擔的歷史使命、文化使命也是空前的。出版業要與讀者同頻共振,因為以任何形式忽視讀者都是出版業致命的錯誤。要正視如今讀者電子化、網絡化、社交化的閱讀變化,加快出版融合,積極推動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
出版機構一刻也不能遠離讀者,要從機構、活動、渠道、選題等方方面面聽取讀者的聲音。如中華書局連續舉辦多年的讀者開放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還可以設立讀者服務專員、讀者服務部這樣的崗位(部門),全方位對接讀者信息。有條件的出版機構還可以建立終端讀者服務平臺,與讀者無縫對接。
出版機構只有與讀者深度相連,才能有效提升粉絲忠誠度與轉化率,最終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如今的網絡時代,當圖書出版進入融合出版的時代時,與讀者的溝通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不過,不管怎樣,以優質的產品感染讀者、影響讀者還應當是首位的。如果一家出版機構的口碑效應達到一定高度時,那也足以說明與讀者的互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由此可見,鄒韜奮的為讀者竭誠服務的出版理念,仍然是當今出版業遵循的優良傳統,也是出版業持續打造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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