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

　　　　身為人類學家是一種怎樣的體驗？他們具有任何“超人類”的特質嗎？相信很多人都對這一身份充滿好奇。英國人類學家、牛津大學人類學博士奈吉爾·巴利就將他的田野調查活動用文字記錄下來，為讀者呈現了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實況”記錄和人類學研究者的真實樣貌。

　　　　奈吉爾的書籍向來以其游記般的體裁和詼諧的文風為讀者所喜愛，他的首部作品《天真的人類學家》曾在2011年推出中文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記錄了他前往非洲喀麥隆多瓦悠人村落進行田野調查的經歷。透過他輕松幽默的文字和敏銳的洞察力，讀者仿佛深入神秘遙遠的非洲文化，在捧腹和訝異的同時，看到了人類學家是如何展開調查、與研究對象進行互動的。奈吉爾的考察之路并未止于非洲，他繼續前往東南亞，探訪印度尼西亞高山密林之中的神秘民族——托拉查人，由此帶來了另一本有趣的作品《倒霉的人類學家》。在這本學術游記中，奈吉爾延續了之前的“脫口秀”式文風，拋下人類學家頭頂籠罩的神秘面紗和令人生畏的嚴肅象牙塔氣氛，用一個個笑點滿滿的經歷，鮮活地展現了人類學涉及的工作點滴，為讀者破解了與人類互動相關的神秘電波密碼。

　　　　誠實是學術嚴謹性的重要體現，這也讓奈吉爾的文字格外富于趣味和魅力。他在全書開篇就向讀者“攤牌”，坦言前往陌生地帶的田野調查必定是絕不輕松的旅行——雖然保險公司做出“人類學不是一項危險的運動”的保證，但事實顯然是完全相反的。至于選擇人類學這一“冒險運動”背后的動機，奈吉爾的調侃令人忍俊不禁：“我從未真正搞懂是什么驅使人類學家進入人類學這一領域。可能只是純粹好管閑事，戰勝了理智和謹慎。”奈吉爾還向讀者“如實交代”，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也并沒有外行人想象中那么高大上，目的也并不一定是為了解其他文化，常常都是他們為解決個人問題而選擇的靈丹妙藥——比如為婚姻、升職等事情遇到的麻煩找回些感覺。而奈吉爾本人的此次行程，則是出于一種類似朝圣般的迫切需求，最初只是因為想去看看當地孩子的尖尖耳朵。

　　　　于是他踏上印尼的蘇拉威西島，在險峻的地勢和炎熱的氣候中，跋涉過荒涼山林和泥濘街區，上演了一出人類學家版的“人在囧途”。他穿著不合身的紗籠摔了個四腳朝天、帶著發情的馬群前行導致行動更加困難、被難以捉摸的交通搞得暈頭轉向、因不熟悉當地風俗和語言而鬧笑話、在當地人看似古怪的舉動中也能看到善意……奈吉爾秉承著謙遜的姿態，用幽默的文字記錄下他的經歷和與不同族群人類的互動，那些文化上的天差地別和由此帶來的滑稽笑料與驚魂未定，正仿佛是對“倒霉的人類學家”這一稱謂的詮釋；然而類似的文化碰撞就像游樂場的碰碰車游戲，有動感，也有樂趣，為人類學這一學科帶去靈感迸發的火花。

　　　　在帶去笑聲之外，奈吉爾的游記并未脫離學術氣質，仍讓讀者不禁生出幾分人文思考。在人類學家的視角下，被研究的族群常是“他者”，是與自身不同的“被觀察”的群體，奈吉爾的記述也讓人對此產生聯想。或許普通人對人類學家免不了會發出一些質疑聲，比如，他們的研究視角是否有狂妄自大的嫌疑？畢竟同為人類，對其他族群的品頭論足就一定具有說服力嗎？奈吉爾似乎也理解這樣的疑慮，他可以說是毫不“護短”地批評道，人類學家通常會“神化”自己的身份想象，仿佛他們無所不知且能洞悉一切。奈吉爾也如實記錄了自己作為“異鄉人”鬧出的各種笑話，在本地的托拉查人眼中，他又何嘗不是一個“被觀察”的窘迫的外來人。更近一步來說，隨著交流的持續，“他者”的界限似乎也沒有那么清晰了——當托拉查人在雨中悼念在航海事故中遇難的同胞時，奈吉爾寫道：“一只手臂伸過來，盲目地摸著我的肩膀，抓住我的手肘，把我拉近他們的情感世界。我也開始哭了。”在大自然的雨水中，人類的共鳴被喚起，奈吉爾將這種一瞬間微妙的感覺形容為“不是兄弟但更勝兄弟”。

　　　　奈吉爾不惜筆墨地展示了托拉查人的傳統宗教的內容。托拉查的傳統宗教自成一派，顯著區別于西方宗教和現代世界，然而，隨著東西方的碰撞與融合，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當地的傳統逐漸走向分崩離析。漸近全書尾聲，奈吉爾熱情邀請作為托拉查宗教掌門人、傳統雕刻師帶頭人的內內克前往倫敦，參加一次以嘗試保護傳統建筑為目標的展覽。雖然展覽收獲了良好效果，卻造成了長期的反向代價——“幫助扼殺了印尼的一種傳統”。村里的舊宗教消失了，沒有人再負責接手；象征著托拉查傳統守護者身份的內內克在臨終前皈依基督教，徹底拋棄了歷史上長久的祭祀傳承；一度被認為是傳統建筑繼承人的年輕雕刻師約翰尼斯，搖身變為一個現代世界公民，講一口比托拉查語更好的英語，甚至開始學習“象征未來”的漢語。曾經身為奈吉爾的人類學研究對象的約翰尼斯不僅也學習了人類學，還將前輩內內克寫入了論文。最令人吃驚的是，他是如此熟悉商業社會的運作，全書在他熱情招待看似“木訥”的作者享用美食的片段中落下帷幕。最初徘徊在現代世界門外的托拉查族群，最終變成比人類學家作者更熟悉這一切的角色，曾經被觀察的“他者”最終與觀察者站在了同一視角。

　　　　奈吉爾仿佛試圖用這一切向讀者傳達，主觀構想中的“他者”其實并非如此堅固，人為的分門別類是多么脆弱和易被推翻，正像他對自己的作品做出的描述：“它記錄了錯誤的足跡和語言上的無能，駁斥了自己和他人先入為主的偏見。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籠統的探討，而是描繪了與諸多個體的接觸。”拋卻固有的偏見和傲慢，與不同個體開展真誠的對話，發現人類之間真實的共鳴和同頻，或許正是人類學這項“冒險運動”令人神往的溫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