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說“伎倆”——讀《歲寒三友》

　　蘇北

　　歲寒三友一般指松竹梅，汪曾祺《歲寒三友》則開宗明義，是指三個人：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謂此三人品行高潔也。

　　像《歲寒三友》這樣一萬字的小說，得儲備多少雜七雜八的知識才能寫出來？我去年底又讀了一遍，在書上做了好多批注，今天再讀，仍然驚奇于它的好。汪曾祺的小說究竟要讀多少遍，才是個夠？

　　近看到一篇短文，認為一個好的作家，要能夠有文學表達的精密度和分寸感。這其實是非常難的，而汪先生正是在此“精密”上，做得最好的作家。所以他的每一篇文章，才那么迷人。

　　這篇《歲寒三友》的故事，讀者自己去看就可以了。我說一點細小的東西。

　　首先這三個人名：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起這三個名字，汪先生是有所考慮的。王瘦吾是個開絨線店小鋪子的，人也瘦，肩胛骨在長衫外都看得清楚，為人又忠厚老實，本分而生活清貧。陶虎臣是做炮仗店的，他的名字合他的職業。正如汪先生在文中所說“陶虎臣長得很敦實，跟他的名字很相稱”。靳彝甫是個畫家，不是那種大畫家，他畫畫，也只能糊個口。他清高，生活有雅趣，生活雖半饑半飽，可有滋有味。天井里有花草，用蓮子種出荷花，水里養一二分長的小魚。

　　——汪曾祺沒有一篇小說人物的名字沒有經過仔細的考慮。如小說《金冬心》里的鹽商就叫程雪門，《鑒賞家》里的大畫家就叫季匋民，賣果子的就叫葉三，《雞毛》里的文嫂就叫文嫂，那偷文嫂雞吃的經濟系同學就叫金昌煥，《星期天》里的校長叫趙宗浚，而那個跳舞好的女的就叫王靜儀。還有很多，汪先生的小說里人物的名字是非常有講究的，有興趣真可以編一份《汪曾祺小說人物表》。總的說，汪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一般是偏雅的，但根據人物的身份，也有叫陳泥鰍、李三的。

　　在這篇小說里，汪先生將自己熟悉的生活盡情地往里面裝，包括許多風俗。他實在是個喜歡寫風俗的人，而且寫得好，可完全融到小說中去，給小說增加了許多生氣。在這篇小說里，比如，城鎮里小生意人的生活場景，絨線店啊，炮仗店啊，小城畫師啊。還有各種雜知識，比如關于繪畫的（小城的畫家和畫師們）、民俗的（斗蟋蟀、放炮仗）。反正雜七雜八，汪先生說得都很有興趣。

　　其次是小說結構。說結構，還真是沒有結構。汪先生也只是老老實實去寫（仿佛極笨拙）。一塊一塊的，清清楚楚。說完一塊，再去說另一塊。先介紹王家絨線店、陶家炮仗店和靳彝甫畫店（包括靳彝甫祖傳的三塊田黃）。再寫三人都交了點好運。王家開了草帽廠、陶家那年炮仗生意不錯，靳彝甫斗蟋蟀掙了點小錢，又遇見了季匋民（要買他的田黃，靳說，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賣的，此處為后文埋下伏筆），推薦他辦畫展，建議他出去見見世面、開闊眼界。

　　小說一轉折，只用了四個字：這三年啊！

　　王瘦吾的草帽廠的生意被人擠了，陶虎臣炮仗店沒了生意，家里斷了炊，嫁（賣）了女兒，女兒得了病。正在兩家已經活不下去了的時候，靳彝甫回來了。靳彝甫咬牙賣掉了三塊田黃，接濟兩家。這樣的交往，當然寄托了汪曾祺的人生理想，也頗具古風，有一種“但使風俗淳”的意味。當然，這也只是汪曾祺的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而已。

　　這樣的小說寫法，就使得人物交集很少，正面寫到王、陶、靳三人的接觸只有三次（一次靳彝甫上門送匾，兩次小聚）。因為汪先生說得好，說得有意味，說得深情，讀者不費勁就讀下去了，而且在不知不覺中給小說中的人物牽著走，讀完還意猶未盡。雖然直接寫三個人交接的地方少，但讀者又無時不感到他們在交流，無字處皆有字也。

　　這篇小說實在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小說，它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你可以說是別出心裁。別出心裁的好處是寫出了特色，但也頗有難處，還要有識貨的人欣賞它。

　　前不久在高郵，和學者楊早去看望年近九旬的金家瑜先生。金是汪先生的妹婿，他一輩子的職業是醫生。金先生見到我們，交流了一會兒，他即很認真地詢問起一件事來。他對楊早說：

　　“給您說個事。”

　　楊早：“您說。”

　　金：“汪先生的《歲寒三友》能不能拍個電影？他的溫暖程度不亞于《茶館》。”不知道金先生為什么用“溫暖”這個詞。

　　金先生接著說，“有一年在北京，大嫂問大哥，陸文夫的《美食家》拍成了電影，你的小說什么時候拍成電影？大哥說，我的小說不好拍。”

　　這讓我想起同是在高郵，見到同樣也是汪迷的張國真先生。張先生聊起有一年在先生家，他非常直接地問先生：“如果改編您的小說拍電影，應該選擇哪位導演更合適？”汪先生向煙灰缸里掐滅煙頭，戲謔而平靜地說：“請斯皮爾伯格導演合適。”

　　想想當年《歲寒三友》發表的經過，已經夠費勁的了。還奢談拍電影。先是汪先生托一個同事帶給《十月》雜志（這位同事有個同學在《十月》工作，這位同事還特意騎車送了過去），過了一陣沒有消息。汪先生叫他給問問，《十月》的那位同學說，這個小說寫的主題是什么？意思是不好發，便退了回來。過一陣，汪先生在《北京文學》上發表的《受戒》有了點影響。《十月》的主編一次到京劇院來，又將稿子要了回去，發在了1981年《十月》的第3期上。想想也真是有意思。那一期同汪先生一起發表的那些小說，早沒人議論了，而這篇《歲寒三友》，卻多年來不斷被人談起。真是“解人”不易呀！同時也可設想一下，汪先生那時的寂寞和孤獨。

　　在這篇小說中，我也看出一點小小的不足。最后嫁給那個駐軍連長的是陶虎臣的女兒。可在小說中只寫到王瘦吾的女兒，對陶虎臣的兒女一字未提，最后忽然冒出一個女兒來，有點突兀。總之不太完美。我這點小小意見，如果汪先生能夠知道，我想他該會同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