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神俊逸，其勢矯健”——王維筆下的涼州、居延及陽關

　　 作者：高建新（內蒙古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維藝術修養深厚，能自鑄偉詞，蔚為盛唐大家。其詩歌成就不只是體現在水墨畫般的山水田園詩中，也體現在對“絲綢之路”上的邊城、邊關如涼州、居延、陽關等關注與描寫之中。

　　  涼州是唐代的河西四郡之一，地域廣闊，人煙稀少。《新唐書·地理志四》：“涼州武威郡，中都督府。”“戶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二，口十二萬二百八十一。”王維在《涼州郊外游望》詩中也說：“野老才三戶，邊村少四鄰。”詩題下注：“時為節度判官，在涼州作。”涼州是“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山河險固，為東西往來的必經之地。距離長安遙遠，軍事戰略地位卻異常重要，常年有重兵守衛，是河西節度使的治所。《舊唐書·地理志一》：“河西節度使治，在涼州，管兵七萬三千人，馬萬九千四百匹，衣賜歲百八十萬匹段。”《涼州賽神》就作于王維任河西節度判官期間：

　　  涼州城外少行人，

　　  百尺烽頭望虜塵。

　　  健兒擊鼓吹羌笛，

　　  共賽城東越騎神。

　　  涼州地處邊遠，行人寂寥，戰士們守望在百尺高的烽墩上，警惕著敵人來犯。城中的戰士擊鼓、吹羌笛，參加當地舉辦的賽神活動。賽神，指賽神會，用儀仗、簫鼓、雜戲迎神，集會酬祭。“百尺烽頭”句，在寥廓的空間呈現出只有“絲綢之路”上才有的雄偉景象。從涼州向西北越過合黎山口，可以抵達古稱“流沙”的巴丹吉林沙漠北緣的居延，是“絲綢之路”的孔道，《出塞》即是描寫居延一帶壯闊的自然風光及唐軍的驍勇：

　　  居延城外獵天驕，

　　  白草連天野火燒。

　　  暮云空磧時驅馬，

　　  秋日平原好射雕。

　　  護羌校尉朝乘障，

　　  破虜將軍夜渡遼。

　　  玉靶角弓珠勒馬，

　　  漢家將賜霍嫖姚。

　　  詩題下注：“時為御史，監察塞上作。”居延，漢武帝時置縣，屬張掖郡，故址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境，是漢唐西北地區的軍事重鎮，國家安危之所系。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伏波大將軍路博德在居延澤（唐后通稱居延海）上筑塞，稱遮虜塞，以防匈奴南侵。居延北接大漠，東南鄰巴丹吉林沙漠北緣，南面直通河西走廊，地形平坦開闊，戈壁、沙漠廣布無際，居延澤與周圍的群山構成北部的天然屏障，是通往河西、西域的交通要沖。浩瀚的大漠、遼闊的平原正是戰馬馳騁、將士用武的絕佳之地。霍嫖姚，指霍去病，在抗擊匈奴時屢建戰功，被封為嫖姚校尉、驃騎將軍。全詩借漢喻唐，境界壯闊，充滿了英雄主義氣概。《唐詩鏡》評此詩說：“三四妙得景色，極其雄渾，而不見雄渾之跡。詩至雄渾而不肥，清瘦而不削，斯為至矣。”雄渾卻不見雄渾之跡，是詩人深厚的藝術功力所致。《箋注唐詩》評此詩說：“先生詩溫厚和平之氣溢于言表，而其神俊逸，其勢矯健，少陵而外，罕有為之匹者。”王維這一類詩風格俊逸，氣勢健旺，老杜之外，難有其比。描寫居延一帶絕美風光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

　　  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這是詩人在赴河西節度幕慰問戍邊將士途經居延時所作。詩中的居延，并非泛指，而是指建在居延澤上的居延塞。“漢塞”，即指居延塞。詩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大漠”“長河”兩句。據詩題中的“塞上”及詩中的“居延”所指的地理位置，筆者認為，“大漠”指的是巴丹吉林沙漠；“長河”指的是弱水。《尚書·夏書·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合黎，合黎山，在今甘肅河西走廊中部北面。流沙，巴丹吉林沙漠。弱水上源指今甘肅山丹河，下游即今山丹河與甘州河合流后的黑河，也稱張掖河，全長810公里，流入今內蒙古阿拉善盟境內的一段長250公里，稱額濟納河，最后向北匯入今天中蒙邊境中國一側的居延海（今嘎順淖爾）。“孤煙”所指說法不一，筆者認為指的是平安火，用以報告平安。《通典·兵·守拒法》：

　　  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固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為賊所捉。

　　  “大漠”“長河”兩句詩說，金色的大漠（今巴丹吉林沙漠）浩瀚無際，晚晴中一烽燧煙悠悠直上，報告了邊境平安；遠水（今額濟納河）與天宇相連之處，一輪紅日冉冉下落，艷麗得動人心魄。詩人以如椽之筆勾繪出一幅立體的、充滿動感的塞上風光圖，融豪逸之氣于“大漠”“胡天”之中，構成雄渾壯美的詩境。詩人選取了西北最壯闊的自然景象入詩，展示的不只是塞上風光，更是詩人浩蕩的胸襟，對國力強盛、邊境安全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又如《送張判官赴河西》：

　　  單車曾出塞，報國敢邀勛。

　　  見逐張征虜，今思霍冠軍。

　　  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云。

　　  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

　　  詩表達了建功立業的理想。“單車曾出塞”與《使至塞上》首句“單車欲問邊”義同。張征虜，三國時的張飛，曾為征虜將，詩中借指猛將。霍冠軍，西漢名將霍去病，被漢武帝封為冠軍侯，是一位罕見的少年軍事天才。“沙平”“蓬卷”兩句，寥廓荒涼，是“絲綢之路”沿線常見的自然景色。結尾兩句描繪的英雄姿態，只有盛唐人才能如此瀟灑地呈現出來。手握長劍、目向遠方、慷慨高歌以作送別，背景是與茫茫沙海連接的白雪覆蓋的祁連山、呼嘯北風將蓬草卷入黃云空闊的天空。作于“安史之亂”前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寫“絲綢之路”的經典之作：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詩題中的安西，在今新疆庫車附近，是唐代的安西四鎮之一、安西都護府治所所在。陽關，是通往西域的門戶，屬沙洲敦煌郡。《元和郡縣圖志·隴右道下·沙州》：“陽關，在（敦煌）縣西六里。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本漢置也，謂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車。”從敦煌一出陽關，是唐代“絲綢之路”南道，西臨庫姆塔格沙漠和羅布泊，有令人望而生畏的白龍堆，難以輕易度越，即使今天依然如此。岑參《登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大荒無鳥飛，但見白龍塠。”唐無名氏《敦煌廿詠并序》其二《白龍堆詠》：“勢疑天鼓動，殷似地雷驚。九削棱還峻，人躋刃不平。”白龍堆自然環境惡劣，風如雷鼓，路似刀棱，干旱異常，絕無流水，鳥獸蹤跡不至，卻是從南道進入西域繞不開的。陽關向西的路程一程遠于一程，一程難于一程。《唐詩別裁》卷十九：“陽關在中國外，安西更在陽關外。言陽關已無故人矣，況安西乎？此意須微參。”

　　  無論西出還是東歸，陽關都是一個牽扯人心的地方。楊柳青青，驟雨初停，友人就要啟程了，王維在渭水渡口設宴餞別。據咸陽古渡遺址博物館展覽介紹，王維送別友人的渭河渡口在西渭橋，是唐代“絲綢之路”西出長安的第一渡口，具體位置在今陜西咸陽市渭城區渭陽東路的渭水北岸。武宗時，日本僧人圓仁從五臺山下來，一路南下至長安，在《入唐求法巡禮記》卷三中說：“南行卅五里，到高陵縣（今西安市高陵區）渭橋，渭水闊一里許，橋闊亦爾。”唐人常在此送別，周賀《長安送人》：“上國多離別，年年渭水濱。”王維的目光從水路移至陸路，由眼前之景大跨度地向前推移，直至河西走廊的盡頭——陽關與遙遠的西域。友人此行是身負使命，履行公務，任職于安西，需如期抵達。詩的打動人心之處，在于用口語一般的詩句指示了西出陽關潛藏的巨大危險，從而表達了對故人的深切擔憂和無限牽掛。《甌北詩話》卷十一：

　　  人人意中所有，卻未有人道過；一經說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傳當時而名后世。如李太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王摩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至今猶膾炙人口，皆是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

　　  人心的柔軟處一經觸碰，就會感慨萬千，有詩情汩汩流淌，再以平常語出之，便是第一等好詩。又如作于“安史之亂”前的《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

　　  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

　　  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

　　  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陽關是通向西域的門戶，“陽關道”就等同于“絲綢之路”。塞塵，塞外的風塵，代指對外族的戰事。在遙遠漫長的陽關道上，唯有漫天的胡沙、征戰的沙場；三春時分不時有大雁飛過，萬里長的路程絕少見到行人。岑參《過酒泉憶杜陵別業》：“昨夜宿祁連，今朝過酒泉。黃沙西際海，白草北連天。”“絲綢之路”沿途自然環境險惡異常，但唐人卻不屈不撓，就此成就了開放富強的偉業。“苜蓿”“葡萄”句說，西域的物產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原，人們的物質生活獲得極大豐富。結尾兩句氣概不凡，令人振奮。詩人說，因為國家強大了，不用再看別人的臉色，歷史上和親之事也該就此斷絕了吧！

　　  王維一直關注西北，特別是在河西任職期間，身處交通要塞和邊防前線，寫下了一系列與“絲綢之路”有關的詩作。《隴西行》：“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煙。”《隴頭吟》：“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老將行》：“賀蘭山下陣如云，羽檄交馳日夕聞。”詩中提到的酒泉、隴頭（隴山）、隴上（隴上諸郡縣）、賀蘭山，皆為“絲綢之路”上的要沖，有重要的軍事邊防意義。這些詩作內容厚重，感情深長，展現了將士守護“絲綢之路”的勇敢和艱辛。

　　  美國學者陸威儀教授在《世界性帝國：唐朝》一書中說：“傳統上中國歷史學者把唐玄宗統治的最初10年視為唐朝統治的一個高峰，一個可與太宗時期相提并論的新的黃金時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創作詩篇的年代。”王維屬于典型的盛唐詩人，一生與唐玄宗相隨，其青壯年生活的開元、天寶年間，是史家所稱的盛世：國家開放，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民族平等，對外交流頻繁，社會充滿自信，人人熱情地生活、熱烈地追求，強大與繁盛達到了頂峰，同時贏得了世界的尊重。王維對“絲綢之路”的興盛有強烈的個人感受，并從“盛世”角度加以記述和描寫，內容宏富，氣調高揚，境界開闊，有盛唐氣象，所謂“草木蔓發，春山可望”（《山中與裴秀才迪書》），是我們了解盛唐社會及士人文化心態的寶貴資料，值得深入研究。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