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新作《故宮文物南遷》出版 用文學建造“紙上的故宮”

　　《故宮文物南遷》

　　一個找到自己深耕寫作題材的作家是有福的，更何況這個題材是故宮。近些年來，祝勇的故宮寫作，已成為文壇一道不可忽略的風景。祝勇已出版《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古畫之美》《故宮的書法風流》《在故宮尋找蘇東坡》等十幾部圍繞故宮的著作，被稱贊為用文學建造了一個“紙上的故宮”。近兩年，祝勇的故宮書寫進入到一個深水區：這座宮殿歷史上最為驚心動魄、也最為可歌可泣的一段歷程——抗戰時期發生的國寶南遷。

　　2023年6月，《故宮文物南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為“紙上的故宮”作品系列又添新篇章。6月15日，這本書在北京舉行新書發布會，多位資深文學評論家出席發布會并集中展開研討。

　　近30年的散文藝術探索之旅

　　散文在中國傳統歷史上源遠流長、底蘊豐厚。從先秦諸子思想哲學散文到《史記》這種敘事體散文，再到《赤壁賦》《后赤壁賦》這樣文采飛揚的千古絕唱，完成了散文文學系統話語的構建，是中國文學的根脈正宗。

　　在現代社會，比起小說、詩歌、戲劇等體裁，散文的寫作群體應該是最龐大的。發的微博、寫的朋友圈，以及在實體書店最顯眼位置擺放的成功學或者心靈雞湯，都算是廣義上的散文。但在語言上進行修辭練句，在見識上進行拓展，在思想上凝練深刻把握的散文，是文學意義上的藝術作品。

　　當代作家群體里，祝勇的散文寫作起步較早，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就倡導并實踐新散文寫作，成就卓著，是國內“新散文派”的主力干將。早在1996年、1998年、2001年、2003年，祝勇就主編《新銳文叢》《聲音的重量》《深呼吸叢書》《新散文九人集》等散文集。尤其是他自2003年起為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布老虎散文》，以及2003年至2009年期間為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散文年選，都是以“新散文”的作品為主，也蔚為規模。2022年8月，祝勇、鐘鳴、于堅、馮秋子、寧肯、張銳鋒、蔣藍、周曉楓八位代表作家共16篇散文集結出《破冰》散文集，努力描摹“新散文”創作自發軔至青春蓬勃三十余年的吉光片羽。

　　經過幾十年的寫作摸索，祝勇積累了非常豐富的非虛構寫作技藝和經驗，達到一個成熟的藝術境界。這在他的“紙上的故宮”作品系列表現得很明顯。

　　《故宮文物南遷》正文共分9章：烽煙南渡、徘徊京滬、鐘山風雨、西遷南路、西遷中路、西遷北路、淪陷之城、東歸北返、一宮兩院。翻開書可以看到，祝勇的書寫明顯采用了小說或影視經常會使用的表達方法，比如講故事，場景轉換等。

　　比如在書中“從皇宮到博物院”章節中，祝勇的寫作就非常有畫面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突然倒戈回京，不僅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錕，逼走了吳佩孚，而且為使封建帝制永無復辟的機會，索性將“末代皇帝”溥儀趕出紫禁城。溥儀出宮時，敬懿皇貴太妃（同治皇帝的瑜妃，1913年被宣統帝尊為敬懿皇貴太妃）將乾隆皇帝最愛的“三希貼”中的“兩希”——王獻之《中秋帖》（宋摹本）和王珣《伯遠帖》攜帶出宮，后來通過娘家侄孫，以低價賣給后門橋外的古玩店——品古齋。而“三希”的另外“一希”——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唐代精摹本），也只差一步就被溥儀帶出紫禁城。溥儀倉皇辭廟，來不及帶上衣物，第二天，他派寶熙回養心殿取衣物，把《快雪時晴帖》塞進衣物中，出神武門時，警官白桂亮見寶熙神色有異，上去檢查，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見《快雪時晴帖》，當場扣下，交給李石曾先生。李石曾先生為確保安全，將《快雪時晴帖》存入保險柜中。被乾隆皇帝時時把玩、晝夕觀覽的三件晉人法書，從此開啟了各自飄零的旅程。

　　在另外一處，祝勇這樣描述“皇妃革命”那段歷史：

　　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繡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以散心為由，悄然離開了居住多年的天津靜園，幾天后向法院起訴，與溥儀離婚。這一天，距離“九一八事變”爆發，只有二十四天。文繡是滿洲額爾德特氏端恭的女兒，1922年和婉容一起嫁給溥儀，從此開始了“孤燈伴淚夜難眠”的“皇妃”生涯，那一年，她只有十三歲。她在大婚時穿用過的兩件禮服至今保存在故宮博物院織繡藏品中。九年后，她在給妹妹文珊的信中這樣評述她的婚姻生活：“姊受專制家庭非人類待遇已九載矣！無日不以淚洗面，薄命如斯，夫復何言！惟逆來順受、茍延殘喘而已……世界之大，姊之所受壓迫、虐待可為第一。”

　　《故宮文物南遷》的寫作，仿佛是對《故宮六百年》的接續，又像是將《故宮六百年》的結尾進行了展開和放大。

　　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

　　2023年是故宮文物南遷啟程九十周年。對這個時間節點，祝勇很敏感：“九十年前的那段歲月算不上遙遠，但畢竟時空環境都已變化，我輩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記憶，那段歲月就將隱沒于歷史的黑洞中。面對那段業已模糊甚至已被遺忘的歲月，我們不能不感嘆時間流逝之迅猛，感嘆歷史記憶之脆弱。”

　　祝勇說，正因為這種脆弱性，成為他們在首席專家鄭欣淼先生帶領下進行“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這一課題研究，以及他本人寫作《故宮文物南遷》的意義所在。

　　打撈歷史，讓歲月顯影，殊為不易。在寫作的兩年中，除了在故宮博物院查閱檔案文獻，祝勇還先后去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遼寧省博物館、重慶市檔案館、上海市圖書館等地查找檔案資料；采訪參與南遷的故宮人員的后輩，如馬衡院長之孫馬思猛先生、梁廷煒先生之孫梁金生先生、莊尚嚴先生之子莊靈先生等；隨同故宮博物院領導多次前往重慶市南岸區、巴南區和四川省樂山市、成都市等地進行調研，又率紀錄片劇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寶雞、貴陽、安順等文物南遷途經的城市鄉村進行田野調查，試圖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構那段不平凡的歲月。

　　盡管此前祝勇對故宮文物南遷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參加過一些學術研討會，但隨著這次專程采訪、田野調查和檔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場肇始于八十多年前的文物遷徙行動，在宏觀和微觀兩個維度上，在祝勇心里逐漸展開，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如此舟車勞頓、上下求索，雖然辛苦但祝勇收獲滿滿，感慨良多。“在那個戰亂的年代，前輩們的使命是在遷移中保護這些價值非凡而又無比脆弱的文物，他們不僅要面對天上的敵機、地上的槍炮的威脅，還要面對急流險灘、火災水患以及疾病和饑餓的侵襲，更不用說還有各種明槍暗箭引而待發。總之，幾乎人世間的所有艱難都一股腦兒地拋到他們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壓在他們身上，要他們肩扛起來，也反過來映襯了他們的偉岸。他們不僅要有氣吞山河的勇氣，更要擁有具體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確保南遷進程的滴水不漏、穩健無虞。這樣的挑戰，不是我們今天這些在空調房里坐而論道的書生們可以想象的，我們也不禁捫心自問，假若這樣的責任落到我們身上，我們是否有勇氣、有能力把它扛起來？正是這些艱辛，錘煉了故宮人不屈不撓的精神品質，鑄就了故宮人一絲不茍的專業精神。”

　　兩年中，除了調查和拍攝，祝勇其余時間幾乎都投入到本書與另一本書《故宮藝術史》的寫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場艱難而孤寂的長旅”。隨著寫作的深入，抗日戰爭的浩大圖景在他眼前一層一層地展現，他愈發能夠體會到故宮前輩們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體會到他們以文弱之軀扛起傳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責任，不懼“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頑強力量和圣徒般的犧牲精神。“如是，這次寫作的長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動之旅、精神上的一次自我完成之旅。故宮文物南遷，也不再只是塵封在文字檔案里的一段歷史，而成了我們前行的動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