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來(右1)、蔡駿(右2)、羅偉章(左2)對談。

羅偉章《隱秘史》

蔡駿《謊言之子》
小說有不同的流派、寫法,作家們如何看待彼此的差別?在視頻和圖像成為大眾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時,我們為什么還要讀小說?4月8日晚,四川兩位小說高手阿來、羅偉章,與從上海遠道而來的著名懸疑小說作家、編劇蔡駿相聚阿來書房,以“如果生活是一部小說”為題,展開一場文學交流。三人對談圍繞蔡駿作品《謊言之子》、羅偉章作品《隱秘史》展開,根據各自的小說創作經驗,分享各自的見解。整場交流涉及類型文學與純文學的區別與聯系、文學的地域性、作家與故鄉、小說中虛構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小說與電影等多個話題。
《隱秘史》是羅偉章長篇小說“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描寫了西南邊陲一個荒蕪村落的故事,通過具有魔幻和懸疑色彩的情節,向我們鋪陳了埋在人心深處那些隱秘的褶皺。《謊言之子》是蔡駿的懸疑新作,講述了跨越16年、相互糾葛的兩樁謀殺謎案,和構建在謊言之上的個人與家庭所背負的人生之重。秘密之中或許埋著更多秘密,面具之下或許仍是面具。人生的真實與虛假紛紛擾擾,我們作為主角有時無法辨認,小說通過虛構方式創造了另一種真實。
蔡駿與羅偉章首先分享了各自對對方作品的閱讀感受。蔡駿先是在雜志上讀到羅偉章的一個短篇,然后又去看羅偉章的長篇小說《隱秘史》,“他筆下的本土化的中國鄉村故事獨特而少見,讓我想到了茨維格”。羅偉章則從蔡駿《謊言之子》談起,認為蔡駿寫的懸疑小說是“用反類型的方式注入到類型小說里。他在小說里自覺地為某一個時代留下印記,有歷史感、空間感。同時對現實和時代人心有深切關懷”。
類型小說和純文學之間需要達到一個好的平衡
阿來將羅偉章和蔡駿的創作方式進行了對比,“近些年來,羅偉章的小說從格外注重意義等純文學性逐漸轉向兼顧故事性,滿足讀者好奇心,表現出類型文學的一些優良品質。蔡駿的作品則是從類型文學的屬性開始對純文學性進行了雕琢,在類型小說和純文學之間達到一個很好的平衡,做到了‘類型以及類型的溢出’,如同加熱的牛奶從‘類型’的罐子里溢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兩位小說家有了奇妙的共通性。”阿來坦言,其實世界上有很多經典文學,如果從本質上來說都可以被看成類型文學,但它們同時都具備超出類型的部分。阿來還提到,情節、故事、節奏,其實對于小說來說是同一個意思,“只不過不同的寫作者進入小說的方式不同,各有偏重不同而已。當小說的表達偏重于故事時,它表現為情節;當表達偏重于語氣、情感經歷的起伏時,就表現為節奏。”
對純文學與類型文學之間的區別和聯系,阿來也進行了詳細分析,“一些純文學如果過分追求意義,過分追求生活細節的真實,過分迷戀對人物內心最深處、最隱秘的幽微之處的開掘,而對故事性和可讀性有所忽略,容易讓小說寫得太悶。其實古典小說很看重故事性,章回體小說每章往往以‘請聽下回分解’來結尾。小說需要回到故事本身。說到一些類型文學,則在文體上沒有追求;同時過于追求商業成果,害怕給讀者造成難度,只注重情節推進也令人乏味。這兩者需要達到一個好的平衡。”
小說與作者現實生活的關系是“自傳”也是“未曾經歷的人生”
小說是一種虛構性質的文字體裁。那么其內容、人物與現實中的作者生活有怎樣的關系?羅偉章認為,一個作家不管隱藏得多深,在他的小說里一定隱藏著自己,“每一部小說本質上都是作家的自傳”。蔡駿則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和現實中的自己是相反的,“謊言背后的自己,其實也是自己。每個人都有虛構的欲望和能力。或許每個作家在生活中可能都是說謊高手,從生活的虛構到文學的虛構,這個跨越是很有意思的。”阿來則認為,小說有足夠的容量,“我希望自己的小說可以大于生活,寫作是自己未曾經歷的某種生活的擴張。我寫小說時會經常假設自己就是作品里的那個人。在小說當中找到一個空間,去過一種自己未曾經歷的人生。”
三位作家還談到看電影和讀小說的差別。蔡駿說自己看電影也很多,認為小說與電影有共同之處:注重敘事。但他還是更傾向于讀小說,“因為它直達心靈。我感覺現在讀小說的人越來越少。因為比起看視頻,看小說要帶著腦子去看,是腦力勞動。但這恰恰證明小說的可貴。”
羅偉章的體驗是,“電影是進入眼睛,小說是入心。當然也有優秀的電影入心,能進入更深層的地方。電影是具象的,而小說想象的空間,撐開的可能性更大。”阿來認為,抽象的能力是語言和文字帶來的,圖像如果太泛濫可能會引起人思維能力退化。人還是不能停止閱讀,因為閱讀和文字能幫助抽象思想能力。人如果要進步,還是要做一些有難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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