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中國風格和本土化——讀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

　　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講述1933年春節前后上海革命斗爭中具體可感的歷史和生活。作品受到北宋王希孟名作《千里江山圖》的啟發。孫甘露認為一幅名畫背后實際上是一些歷史上重要的時刻、人物、歷史事件，充滿了熱血、能量或者是一種激烈的動蕩，被藝術家呈現在一幅作品中時，有一些東西就冷卻下來了。相對于成型的靜態藝術品，他更看重畫作誕生時刻背后涌動的力量感和現場感。

　　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從歷史事件冷卻的前臺出發，重新想象和再現激蕩的歷史現場和那些充滿動詞、名詞的時刻，由此，小說較為節制地使用形容詞和比喻，而把大量篇幅讓渡給動詞和名詞。英國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對作家作品中比喻的使用極為警惕，在他看來喜歡使用比喻和形容詞的作家是在理論上描寫世界，描寫的是或然的世界，而如實地描繪世界的作家才是描寫現實的世界。《千里江山圖》是把歷史當作現實來書寫的，作品中電影海報和民間掌故的真實性都可以一一印證；出現的真實歷史人物如布萊希特、宋氏兄弟、魯迅、馮雪峰，以現實生活的邏輯自然地鑲嵌在這個虛構的故事中；歷史事件的原型，上海的物質細節和地理環境，廣州大街小巷的路線等，以實物的尺度規劃和限制了這部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想象的邊界和風格。

　　《千里江山圖》想象歷史的方式是以人物為中心的，通過眾多人物的群體戲，賦予歷史以真實可感的血肉。潛伏的地下黨員們從上海的四面八方奔赴同一個開會地點，彼此之間幾乎是陌生的，行動機密泄露之后，每一個人都獨自承擔后果，有人逃離藏匿，有人發出信號，有人被捕入獄。中心人物陳千里到達上海之后，躬身進入的正是這個迷霧般的局勢。為了找出叛徒，他獨自面對事件中的每一個人。小說對十二個人的出身、教育和進入革命隊伍的契機，日常工作中的表現，進行了抽絲剝繭的描繪。尋找叛徒和執行秘密計劃是故事與真相的畫卷不斷打開的過程，也完成了對每一個人生命的深描。

　　歷史的必然性與個人生命的偶然性由此相遇，在歷史大勢和故事整體走向已定的情況下，諜戰小說的類型特質又發揮了解剖人心的功能，進入局中人的內心世界。陳千里與對手葉君年、游天嘯的較量中，每一次都取得優勢，但計劃并不是無懈可擊，比如銀行取走金條的行動，敵我雙方都不可能意識到崔文泰會駕車逃跑。崔文泰的選擇是他個人生活和原生家庭綜合因素的結果，他瞬間的懊悔與決然而去的姿態，組成了特定時空之下一個具體的個人。小說還詳細刻畫了葉君年喪女之痛的內心世界，陳千里做抉擇的躊躇和自我懷疑，女共產黨員凌汶無法言明的直覺，這些枝節讓小說從歷史空間、地理空間、社會空間拓展到了人物的心靈空間，完成了小說對歷史的多維度辨析。

　　小說使用諜戰類型的模式進行創作，因為這是一種具有較大容量的文化裝置，諜戰概念中動蕩的局勢，作為藍本的歷史事件，盤根錯節的多方勢力，對靈魂信仰的拷問，除了直接對接革命歷史題材之外，還跟先鋒文學不穩定的敘事方式、多重視角、人物身份的不確定性等具有精神氣質上的親緣性。

　　《千里江山圖》中懸念叢生的情節，緊張驚險的執行任務和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局勢，符合中國諜戰類型小說的主要訴求。對真實歷史細節和物質文化的知識考古學興趣，對密室審判的興趣，具有現代游戲感的解密結構，對信仰的禮贊和愛情的謳歌等，豐富和拓展了諜戰小說的外延。《千里江山圖》從中國諜戰小說文脈中截取了一些關鍵要素，形成一個精致拼圖式的綜合體文本。我們可以把諜戰的形式看作《千里江山圖》與以往革命歷史題材諜戰小說對話的裝置。在這個意義上，《千里江山圖》不僅是一部革命歷史題材的諜戰小說，也是一部關于諜戰小說的小說，其中有致敬、模仿、戲仿和拓展的意味。在中性眼光之下，我們可以把它看作先鋒作家對小說文體的習慣性關注。

　　談到小說文體，很難忽視孫甘露小說語言的改變。《千里江山圖》的語言一反先鋒小說中的華麗與鋪陳，走向簡潔與明晰，短句居多，質樸中含有韻味和余音，接近中國古典白話的風格，有較強的中國風格和本土化特質。《千里江山圖》語言的簡潔直接影響到故事的書寫和人物塑造。小說開端是對參與“千里江山圖”計劃的十二名地下人員的簡筆畫，每個人都攜帶著自己的職業和小歷史。他們置身在緊張的環境中，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被打開，各自的性格和判斷直接表現在每一個行動上。清除叛徒和執行秘密計劃是小說中最驚險緊張的部分，作家仍然使用了簡潔透明的表達方式。在充滿懸念的諜戰故事中，地下工作者們幾乎是在參與一場明牌的游戲，明知道敵人的釋放是一個陰謀，還得與虎謀皮般執行自己的計劃，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打時間差，最后以真人為誘餌，讓撤退計劃在敵人圍困中悲壯地執行。在小說敘述中，孫甘露避開了花哨的技術和旁逸斜出，直面主體事件和行動。另外，《千里江山圖》在行文中大量使用對話和談話，紛繁的人物和多向度的主題，正是靠著人物之間的言談凝聚在一起，在言談中喚起過去人物的逼真形象，也展露眼前人物的情緒。他們彼此警惕和試探，對話和言談不是直接回答彼此的問題，而是一種疏落參差的連接，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的詞語流動之下深意存焉。

　　在情感基調上，小說整體上的白描和敘述，抑制了抒情的可能性，這是作家的有意為之，走出先鋒寫作的語體風格，也可以理解為對作品內容和特殊時空的一種對應。在特殊的歷史時空下人們沒有抒情的空間和自由，必須迅速進入下一個行動。在作品的結尾，被克制的抒情在附錄《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中得到釋放，書寫者和接收者雙重匿名的信件，敞開了情感的閘門。而緊接著的另一條附錄，對幸存者陳千里的訪談則又收回抒情的翅膀，對于波瀾壯闊的歷史和被誤解的往事，故事的主角沉默寡言、拒絕發聲，把一切都留給了歷史。

　　我們可以把孫甘露《千里江山圖》的整體構造看作是對王希孟《千里江山圖》的致敬，村落漁船細致入微、江河煙波浩渺、群山錯落有致，構成了一幅江南山水圖。小說的人物、故事、情節亦是考究雅致，跌宕起伏自成一體，散發出中國古典味道和藝術氣息。《千里江山圖》回到歷史和事件的現場，以人物為中心多維度辨析和想象歷史，而它自覺的語言、精致的結構和主體性追求，實現了對傳統的繼承和創造。（項靜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