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脈秦址——禮縣四角坪遺址發掘研究紀事

　　四角坪遺址俯視圖。(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禮縣四角坪遺址出土的云紋瓦當。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馮樂凱

　　四角坪遺址發掘清理現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蘇家英 王煜宇

　　山染綠意，水蕩春光。人間四月天，禮縣大地萬物競發。

　　斗轉星移，瞬息千年。作為一條歷史人文之河，西漢水滋養了世世代代先民百姓、后輩兒孫，孕育出璀璨奪目的地域文化。

　　2004年，沿著隴南禮縣西漢水脈絡，開啟了一場“尋秦”之旅。20年間，“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考古”項目組在“秦人故里”孜孜以求，探尋中華民族文明源流。

　　前不久，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也是甘肅省第7個入選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

　　站在海拔1867米的四格子山頂部，走進禮縣四角坪遺址，令人思接千載。古樸精美的云紋瓦當、繩紋筒瓦、回紋地磚、空心磚、素面地磚……一件件考古文物，一個個考古故事，讓人仿佛聆聽到歷史與當下、與未來的對話。

　　從山頂的遺址放眼遠眺，一面是大堡子山遺址，一面是西山遺址，四角坪地處中心點。三點一線，遙相呼應，架構起禮縣秦文化遺址的三大區塊。

　　禮縣一帶商周時稱“西垂”，是早期秦文化發祥地，也是秦國最早都邑所在地。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因發現秦公墓而聞名天下。禮縣四角坪遺址的發掘，是早期秦文化項目的延續，不僅豐富了甘肅省早期秦文化研究，更是補充了中國古代祭祀建筑體系的鏈條，對于研究我國早期祭祀制度、建筑制度及工藝等具有重要意義。

　　赫赫四角坪，泱泱秦文化。在此，大秦歷史再現……

　　（一）

　　清明遇雨，上四格子山的路不好走。好在彎彎繞繞的土路被修葺得平整，車輛一路向上，快到山頂處，一間白色的板房立在路口。兩位老人在房檐下避雨，見到來訪者，老人起身問詢。

　　張隨哥現年63歲，是四角坪遺址考古隊的“編外”成員之一。他的工作不難，駐守四角坪遺址，不讓非考古工作人員進入遺址，并將日常巡邏時發現的狀況和問題，及時與考古隊領隊溝通；他的工作也不簡單，一年四季，晝夜不分，在四格子山頂與無聲的文物遺跡做伴，大雪封山時，還要克服用電、用水不便等困難。

　　“2020年的夏天，我上山配合考古隊做好遺址保護工作。和我一塊駐守這里的，還有我的同鄉孫漫生。我們一起見證了四角坪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日漸推進，四角坪遺址終現‘真容’。”聽聞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張隨哥和孫漫生高興得眼中噙滿淚水，“守護了許多年的‘寶貝’，被更多人看到了。我為參與其中感到自豪。”

　　耳聞目睹和參與遺址保護工作好幾年，張隨哥已然是一名“土專家”。在他的帶領下，記者一行登上山的最高處，一個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平臺躍然眼前。“這里海拔1867米，距離禮縣縣城東北2.5公里，山頂被人為處理為一處大平臺，現存總面積約2.8萬平方米。”張隨哥說。

　　“經勘探發現，平臺外圍有夯土墻環繞，內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禮縣博物館副研究員、四角坪遺址考古隊成員趙娟介紹，目前已基本廓清了第一庭院的建筑布局，對該遺址的建筑形制和結構有了明確認識。

　　春雨綿綿，沿著外圍夯土墻慢行慢看，云紋瓦當、回紋地磚、空心磚、排水構件等整齊排列鋪開，一眼千年。“山頭往往呈尖角形狀，但是四格子山頂卻平坦開闊。起先，我們帶著疑問上山求解，采集到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筑材料，發現了西側夯土墻等。”趙娟說，“我們把遺址初判為四角坪城址，時間約在周代。之后又進行了初步的考古勘探，為我們進一步了解戰國—秦小型軍事城址的全貌、戰國時期秦人軍事設施建設和秦戎關系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和線索。”

　　后來，隨著各項考古發掘工作的推進，四角坪遺址被定義為一處秦代大型禮制性建筑遺址，體現了宗廟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種秦祭祀建筑形式。建筑群整體呈典型的中心對稱格局，有別于日常生活的建筑空間，具有極強的禮儀性，規模之大、等級之高，實為罕見，推測很可能是給始皇帝西巡準備的祭祀場所。它的建筑格局，深刻影響了漢代德陽廟、王莽九廟甚至后來天壇、地壇等的祭祀建筑風貌。

　　“四角坪遺址是國家祭祀變革與中國‘大一統’歷史進程的物化載體，體現了中國古代統一國家形成初期的風格和氣魄。”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四角坪遺址考古隊領隊侯紅偉介紹，四角坪遺址是秦統一后從王國到帝國階段轉型的標志性建筑，具有非凡的歷史價值。

　　“四角坪遺址出土遺物主要以建筑構件為主。仔細觀察，這個建筑群結構規整，層級分明、秩序井然，以大型夯土臺為核心，整體呈明顯的中心對稱格局。目前，我們已發掘的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臺基、土臺四邊正對的四組附屬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屬建筑組成。”侯紅偉說，“結合秦代度量衡標準器的尺寸，四角坪遺址建筑尺寸完全符合秦尺的規定，都是整尺整丈的設定。四角坪遺址在營建之初，做了非常嚴謹的規劃。”

　　遍覽遺址全貌，令人稱奇的是，在核心處的夯土臺基中央，有一個露天的半地穴空間，類似我國部分古建民居天井中央開鑿的蓄水池。它的地面鋪設方形素面地磚，地磚下埋設陶水管道，在夯土下向北延伸，與臺基北部的排水設施相連。四壁貼壁磚并用鐵釘固定，各磚縫之間還用特殊材料做了“美縫”處理。

　　“如今，我們已發掘面積不足建筑遺跡面積的一半，四角坪還有不少未解之謎。”侯紅偉說，眼下，考古隊采取了一系列保護遺址及其周邊環境的措施，臨時性保護大棚工程即將進入施工階段；制定了遺址考古發掘5年計劃，將通過全面發掘展示出秦代祭祀禮儀建筑的全貌。

　　從2004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項目啟動以來，侯紅偉已經在禮縣考古一線工作了20年。20年來，侯紅偉每年大半的時間都在考古現場，他與同事克服了千余個風吹日曬、風餐露宿的日子，在禮縣開展的考古發掘工作“漸入佳境”。

　　談及此次禮縣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侯紅偉感慨萬千：“為了讓塵封的文明重見天日，讓沉睡的文化重煥生機，一代又一代考古人躬身田野、胼手胝足，耐住寂寞，很不容易，但卻值得。”他說，已經逝世的北京大學教授、“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考古”項目組組長趙化成，以及時任禮縣博物館館長王剛、四角坪遺址考古隊執行領隊裴建隴等人功不可沒，一批接續奮斗的新生代考古人更是不可或缺。

　　（二）

　　駐足于四格子山頂約2.8萬平方米的方形平地上，霎時間，“天圓地方”便成了親臨者的具象化感受。

　　四角坪遺址有故事，使秦始皇西巡祭祀有跡可循；“面朝黃土背朝天”一鍬一鏟發現歷史細節，四角坪遺址的發掘也有故事。

　　追溯四角坪遺址的發現，要從2009年時任禮縣博物館館長王剛的一次田野調查說起。當年，王剛從四格子山頂拾起云紋瓦當的文物碎片時，出于文博工作者的敏感，他意識到，這些文物的性質和意義不能小覷，他便第一時間將這次的發現向當時的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報告。

　　“秦漢時期的軍事瞭望及防衛遺址”——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以四角坪的地理位置為主要依據，給出了當時的初步判斷。

　　201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專家決定再上四角坪，對該遺址進行調查與初步勘探。

　　而這趟，他們還未抵達山頂，就有了意外之喜。在近山頂部位，有人發現了暴露在外的兩面城墻，頃刻，大家的神經緊繃起來。

　　“這兩面城墻分別位于東南角與西南角。”本地人趙娟對這一城墻頗有研究。她說，即便城墻平面尺寸較小，但城墻與建筑基址均為夯筑而成，夯層較厚，與西北地區戰國—秦時期城址形制、夯筑方法一致。初步判斷，這里為戰國至秦代的一處早期城址。

　　在此發現之后，四角坪遺址的考古故事告一段落。考古人員將大量心血傾注于大堡子山遺址和西山遺址的秦文化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中。

　　為了更系統全面地挖掘禮縣的秦文化，201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學者提出“回頭看”。于是，眾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到在大堡子山遺址、西山遺址中心點的四角坪遺址。

　　時隔不久，四角坪遺址新一階段的考古發掘工作拉開序幕。四角坪遺址寬敞平整的地面排布了越來越多的洛陽鏟探測洞孔。

　　“依據洛陽鏟帶出的土樣，我們可以判斷地下遺址的性質。”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部副主任、四角坪遺址考古隊執行領隊裴建隴解釋，地下墓葬和古代居址的土樣成分有明顯區別，2019年采集的土樣攜帶了夯土的成分，結合勘探出的規模可以判斷地下埋藏著大型建筑群。同時，勘探結果顯示，這處地下遺址具備對稱性質，因而有必要開展系統性的發掘。

　　至此，四角坪遺址的全面勘探和重點發掘被正式提上日程。

　　從2020年至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建考古隊，對該遺址開展發掘研究工作。隨著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層層遞進，考古隊連年展示最新考古成果，遺址背后的謎團也一點一點被“解碼”，變得明朗清晰。

　　2020年，考古隊主要圍繞遺址中心夯土臺和半地穴空間進行發掘，出土了大量建筑構件。再刮一刮，多找一找，每一鏟下去都充滿驚喜——當年四角坪遺址發掘了約700平方米。這時，考古隊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四角坪遺址為秦統一后的建筑。

　　裴建隴說，雖然四角坪遺址沒有出土文字記載資料，但文物本身就是“無聲的語言”。考古隊成員通過對出土文物的類型學比較，發現四角坪遺址的文物與秦始皇陵的文物幾乎一樣。

　　2021年，考古隊將中心夯土臺的西部整個揭露出來，發掘了遺址西面及西南角附屬建筑——當時，四角坪遺址累計發掘了約2000平方米。這時，考古隊已經可以明確中心夯土臺的建筑格局，并對周圍附屬建筑的格局有了初步認識：這是一個以方形夯土臺為中心的規整的中軸對稱遺址，與2019年勘探結果基本吻合。

　　同時，考古隊發現中心夯土臺西面有臺階建筑，遺址內部也有完備的排水設施。“按照其對稱形制，我們推測遺址其他方位也會有臺階建筑。”裴建隴說，所有的建筑都圍向中心土臺，而中心土臺的中部有半地穴空間，它具有蓄水、排水、防水甚至控水等功能，體現出秦人對水的重視，這或許為“秦人尚水德”找到了相關例證。

　　2022年，考古隊繼續發掘四角坪外圍遺址，將遺址西北角和西二建筑、北一建筑進行揭露發掘——當年四角坪遺址發掘了約800平方米。這時，中心夯土臺四面的臺階全部發掘完畢，而且在西一區和西二區之間發現了牌坊式建筑。考古隊成員逐步認識到，四角坪遺址的建筑格局遠比想象中復雜。

　　終于，四角坪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迎來了關鍵時刻。“3年過去，我們廓清了遺址的整體建筑分布。由此前判斷的中軸對稱格局，進一步明確這是以中心夯土臺為核心的中心對稱格局。”裴建隴補充道，“該遺址海拔高、取水不便，且未出土生活器具，從這三方面也可以推斷此建筑絕非當時的生活住所，而且特殊的建筑形制也顯示了極強的禮儀性。”

　　“這樣的建筑格局，與天壇、地壇等后期大型禮制性建筑格局十分相似。”同年秋季參與到四角坪遺址發掘工作中的北京大學博士黃青巖說。

　　2023年，四角坪遺址被國家文物局列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考古隊重點發掘中心夯土臺東半部分、東南角附屬建筑，將中心夯土臺全面揭露——當時，四角坪遺址累計發掘了約4000平方米。這時，考古隊員聚焦建筑研究和復原工作——

　　依據秦代度量衡標準，對建筑形制的大小進行計算，明確中心夯土臺為邊長約合秦尺120尺（即12丈）的平面方形建筑，四邊臺階寬約10尺，周圍的附屬建筑也是整尺整丈，證實遺址營建之初便做了精心設計；從瓦片堆積狀況和破損程度研究得出，中心建筑的屋頂至少為兩層，有兩重屋檐，建筑內部排用水功能齊全，符合高等級建筑。

　　“四角坪遺址是將圓包狀或尖狀的山頭‘削平’成型的，就工程量而言，這應該是當時秦帝國動員國力的一項國家級工程。”裴建隴說，如此罕有的遺址，梳理清楚其形成的真相，成為考古隊2024年新的工作目標。

　　2024年3月底，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在北京舉行。4月初，終評會答辯結束不到一周時間，裴建隴返回禮縣四角坪遺址，對下一階段的工作進行分解安排。

　　“春暖大地，凍土消融，昭示著我們可以開啟新一階段的考古發掘工作。”裴建隴表示，考古隊將繼續對遺址夯土平臺的圍墻進行“解剖”，探究遺址如何削平，進行奠基，再到夯基筑臺建造的全過程。

　　（三）

　　時雨蒙蒙，云樹蒼茫，一座仿秦漢式建筑更顯雄渾、古樸。這是位于隴南市禮縣城關鎮東新南路秦人廣場的甘肅秦文化博物館，現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收藏有各類文物7889件/套、古籍1萬余冊，其中國家一級文物近150件。

　　走過偌大的廣場，拾級而上，進入甘肅秦文化博物館，秦文化之風撲面而來。

　　“門廳內，入眼便是一個頗具藝術感的篆書‘秦’字。這個‘秦’字中‘鳥’的元素十分顯眼，因為對于秦人而言，玄鳥是他們的圖騰。這在接下來我們將看到的很多器皿、裝飾物上都有體現。”

　　“整個博物館由‘牧馬西垂，屏衛周室’‘襄文建功，禮樂文明’‘車馬揚威，東進關中’及大堡子山遺址沙盤等展區組成。禮縣是秦人和秦文化的發祥地，秦人在禮縣的經營發展是秦帝國的肇始，在整部秦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博物館以豐富獨特的文化文物資源，努力形成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與展示中心。”

　　“秦青銅編鐘、蟠虺紋車型器、金飾片、列鼎列簋……通過博物館的每一件文物，秦人恢宏的歷史脈絡展露得更加清晰。舉例來說，禮樂展區展柜內由大到小一字排列的秦子镈鐘，出土于舉世聞名的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站立旁側，仿佛能夠聽到秦人崛起西垂、橫掃六合的慷慨豪邁的曲調。這組編鐘的發掘，對于研究早期秦人的禮樂制度、祭祀制度、銅器鑄造工藝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材料。2006年，大堡子山遺址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與其有著密切關聯。”

　　……

　　甘肅秦文化博物館文博館員趙建牛從事文博工作10多年，介紹起禮縣的早期秦文化文物資源如數家珍：“除了四角坪遺址，目前在禮縣發現的還有大堡子山遺址、西山遺址等38處早期秦文化遺址，它們共同形成了三個相對獨立又互有聯系的大遺址群。”

　　趙建牛說，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隴南繼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后，又一個入選項目，“走進禮縣，仿佛是在閱讀一本‘活’的秦人歷史教科書。”

　　據史料記載，秦始皇在東巡之前曾在統一全國的次年進行過一次西巡，所到區域為秦的北地郡與隴西郡。禮縣地屬秦隴西郡，在此發現有秦人早期的都邑與先公陵園。

　　后經“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考古”項目組在西漢水上游的考古成果證實，禮縣境內有豐富的大地灣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齊家文化、常山下層文化、案板三期文化、周秦文化和寺洼文化等遺址與遺存。

　　這里，悠悠文脈、萬千氣象。時至今日，綿延傳承、弦歌不輟。

　　甘肅省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華夏文明形成發展的關鍵區域，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舞臺。其獨特多樣的文化資源為考古工作提供了廣闊空間，也奠定了甘肅省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近年來，甘肅省扎實推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形成一批有分量的考古成果——

　　夏河白石崖溶洞遺址丹尼索瓦人考古研究，將人類登上青藏高原的歷史上推到19萬年前；秦安縣大地灣出土的彩陶證明8000年前隴原大地上文明的第一縷曙光；慶陽南佐遺址大型宮殿式建筑顯示，當時隴東地區已進入早期國家或文明社會階段；天祝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見證了吐谷渾民族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禮縣四角坪遺址標志著秦從王國到帝國階段的轉型……

　　“這些年，我們聯合多家單位，積極開展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人類起源與擴散、文明起源與傳播、國家起源與發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研究時段從舊石器、新石器、青銅時代，直到宋元時代，貫穿甘肅省古代人群活動的始終。研究地域基本覆蓋甘肅省全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黨總支書記、所長陳國科說。

　　如今，甘肅省已經有敦煌市漢懸泉置遺址、禮縣大堡子山遺址、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發掘項目、臨潭陳旗磨溝齊家文化墓地考古發掘項目、敦煌旱峽玉礦遺址考古發掘項目、武威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考古發掘項目、禮縣四角坪遺址等7個考古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惟有青燈黃卷、兀兀窮年，在文明開源之地的地層中訪古探源，才能延伸歷史軸線，增強歷史信度，豐富歷史內涵，活化歷史場景。”陳國科表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要在四角坪遺址考古發掘工作持續推進的基礎上，做好早期祭祀遺址的專項調查，為下一步研究培育新的學術增長點。

　　“同時，我們將加大研究和闡釋力度，重點展開周秦戎考古資料的整理，出版相關考古報告；加大文物活化利用力度，通過‘走進考古遺址’‘走進考古所’等公眾開放體驗活動，‘考古進校園’‘考古進社區’等數字化沉浸式體驗活動，以及最新考古成果展等展覽交流活動，讓更多考古成果惠及于民，為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陳國科說，最重要的是，讓考古事業后繼有人、人才輩出。

　　“我們計劃依托項目開展，以多學科合作為契機整合研究團隊，不斷加強考古人才隊伍建設，打造在全國有影響力的‘隴軍’隊伍，更好地構建區域考古學新格局，建立甘肅秦文化研究基地，逐步形成秦文化研究的高地。”陳國科說。

　　秦由隴出，隴原尋秦。20年來，老中青三代考古人青藍相繼，由全國各地集聚而來，在這片厚土叩問秦文明、探索秦歷史、研究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