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快看】絲綢之路上的陽關

　　原標題：絲綢之路上的陽關

　　絲綢之路上的陽關

　　演講人：榮新江 演講地點：敦煌市陽關博物館網絡講座 演講時間：2023年6月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是我國歷史上的著名關隘，同時也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標。本次講座，我們主要講述從漢至五代這段時間里的陽關和絲綢之路相關內容。

　　榮新江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主要致力于中外關系史、絲綢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亞史、敦煌吐魯番學等方面研究，在國際學界具有廣泛影響力。

　　兩漢時期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確定歷史上陽關的確切位置，仍以敦煌陽關烽燧為主要標志。40年前的1983年，我跟隨碩士研究生導師張廣達先生在絲綢之路考察，于當年8月到達敦煌，就來到了如今的陽關烽燧。當年張廣達先生教授我們西域史課程，講到《漢書·西域傳》開篇即“列四郡，據兩關”，這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其后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列四郡”即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兩關”即玉門關和陽關。這一節引文說的是漢朝擊敗匈奴、控制河西走廊的歷史。河西四郡并非一次性設立，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漢王朝控制河西走廊后，先設武威、酒泉二郡，敦煌當時歸酒泉郡管轄，此后歷經十年經營，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兩郡之地，增設張掖、敦煌二郡。因此關于敦煌、玉門關及陽關的相關記載都被歸于酒泉名下，不過由于酒泉相對靠東，距離敦煌較遠，導致歷代關于玉門關和陽關的遷徙存在多種說法。這里我們不做延伸討論。

　　在河西四郡建立的同時，漢朝又將秦始皇建造的長城向西延伸。按照對《漢書·西域傳》文脈的理解，在設立酒泉郡之前，漢朝已經修筑了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北）以西的一段長城；酒泉郡設立后，徙民實之，加強了酒泉郡范圍的長城要塞，推測應包括了當時歸酒泉管轄的敦煌地區。至敦煌郡設立之后，根據“列四郡，據兩關”的并列關系，則可理解為玉門關和陽關可能與敦煌郡同時設立。到了貳師將軍李廣利二次征伐大宛之后的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漢朝長城繼續從玉門關向西修建，而亭障一直修到鹽澤（蒲昌海，今羅布泊），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防御體系。

8月6日，游客在甘肅省敦煌市陽關景區游覽。新華社發

　　河西四郡地處長城南側，我們認為長城具有東西交通的意義，就是指長城守護河西四郡，當時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長城起到了阻擋游牧騎兵的作用。自敦煌以西，古代絲綢之路基本是傍長城南側而行。在漢代，有一段長城連接了玉門關和陽關，而長城北面是疏勒河，相當于形成了一條護城河和一段長城的防御體系，保護著長城內側的中原王朝轄地。而玉門關和陽關之間的大路，就是當時進入中原的必經之路，繞行其他地方都會被山脈河流或者長城擋住。因此我認為，判斷玉門關、陽關的具體方位，不僅需要從歷史文獻出發，也需要從漢代河西完整的長城防御體系的角度來考慮。

　　今天我們看到的玉門關，是后來移至東邊的。而漢代的玉門關，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唐朝《沙州都督府圖經》中記載非常清楚，是在敦煌以西的。在漢代，陽關是跟玉門關同樣重要的一個關隘，都是由玉門都尉駐守。不過到目前為止，陽關關城遺跡還未發現。從目前出土的漢簡來看，與陽關聯系的漢簡數量不及玉門關之豐富，但是亦有相當記錄，因此可以判定陽關道在漢代敦煌立郡以后一直是重要關口，是絲綢之路的干道出口之一。

　　《漢書·西域傳》提到：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余里，廣袤三百里。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這一節引文開篇先講西域形勢，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里，南北千里，這說的是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的綠洲王國情況。然后提到東邊玉門關陽關，西面是蔥嶺，中間有蒲昌海（鹽澤，即咸水湖羅布泊）。文中提到“去玉門、陽關三百余里”，對于這個記載，有觀點認為意指“千三百余里”，也有觀點認為是五百余里。從地圖距離來看，原文一定存在錯漏，從邏輯上推測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原文中漏掉了一個“千”字，因為其他大部分史籍記載的這段距離都是“千三百余里”，比如《水經注》中有一條與之類似的記錄即寫作“千三百余里”。由這段引文可知，漢代西域諸國進入中原是要經過玉門關和陽關的。反之若從中原赴西域，經玉門關和陽關存在兩道，一道是鄯善傍南山北，鄯善即樓蘭，漢昭帝時期傅介子擒殺樓蘭王，此后南遷至今天若羌一帶。從地理上考察，走若羌這條路，當以從陽關出發為最近。走南道，過蔥嶺帕米爾高原，到達月氏安息，也就是貴霜和帕提亞。而北道則是從車師（今天的吐魯番）前王廷出，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然后越蔥嶺進入費爾干納盆地，抵達索格狄亞那及高加索。這就是漢代人地理觀念中固定的西域道路——北面的即為西域北道，南面的就是西域南道。在漢代人的觀念中，這兩條道對應著這兩座關，西域北道與玉門關緊密聯系，西域南道和陽關息息相關。

敦煌鳴沙山 新華社發

　　我們細讀《漢書·西域傳》，是可以讀出很多名堂的。比如：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西與且末接。……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鄯善當漢道沖，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條支。……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

　　當時的婼羌是一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的羌人小國，活動于山中，所以要西北通到鄯善也就是今天若羌這一帶，才是“當道”。關于“去陽關千八百里”，從陽關出來的第一站就是婼羌，然后當道的樓蘭，有比較大的城市，即羅布泊西北的扜泥城。后來樓蘭改稱鄯善之后，南遷到今天的若羌。鄯善是漢代通西域的大道要沖。

　　接下來我選取了一段烏弋山離國的內容，它記載了此地東接罽賓（克什米爾），西接犂靬條支（安納托利亞羅馬帝國）。重點是我要引出后邊這句話：“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我們知道，漢代從陽關出南道為正道，但也可以從玉門關出后往南行進入南道，到達烏弋山離。

　　我們如果通讀《漢書·西域傳》，就會發現記載中提到的所有南道，基本都會記載它距陽關的距離，這種情況不僅體現在且末、于闐等南道之上的主要國家，也體現在南道的一些延伸線上的國家。比如大月氏原有五翖侯，每個翖侯都記載了距離陽關的道路里程。而更往北的康居，其下有五小王，每個小王也記載了距離陽關的里程。由此可見，陽關在漢代要比此后諸朝代重要得多。

　　我們對照懸泉漢簡可知，月氏的翖侯或康居的小王，他們是可以單獨遣使中原漢王朝的，所以文獻中有他們單獨的里程記載，包括距長安的里程、距陽關的里程、距都護的里程等。但是走北道的西域國家，包括龜茲、焉耆、車師等國，這些小國都是入玉門關至長安的，可文獻中并沒有關于他們距玉門關的里程記錄，卻有他們距長安的里程記錄。所以我認為，漢代的文書檔案更多以陽關為西域國家進入中原的一個里程計算點。

　　這些里程記錄對于當時人來說有重要的價值。當時一個西域使臣進入陽關或者玉門關，他是需要記錄里程的，這個里程記錄能夠幫助他知道什么時間進入中原王朝關口。使臣還需要自己所在的國家到漢朝都城長安的里程記錄，這是因為他攜帶的某些貢品的保存時間是有限的，所以他需要計算朝貢路程所需時間，以確保貢品不受損壞。而當使臣進入玉門關或陽關之后，漢朝也有相應的接待舉措，安排這些舉措也需要知道使者的行程，這仍要結合里程計算出來。此外，還有至都護的里程記錄，這個記錄對于當時也是必要的，它代表著西域地方有事時漢朝出兵需要幾天時間可以趕到。

　　通過考察距離陽關、長安、西域都護的三類里程記錄，可以看出陽關在當時漢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意義。

　　以上是《漢書》及包括懸泉漢簡在內的文獻記錄的概述。到了《后漢書·西域傳》，情況又有所變化：

　　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

　　自鄯善踰蔥領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蔥領，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領，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這段引文的開頭抄自《漢書·西域傳》，但是卻說“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涉鄯善”說的是走西域南道，但是卻走到伊吾（今哈密一帶）去了。這段明顯是錯簡，《后漢書》編者生活于南朝劉宋時期，對漢代西域地理不太熟悉。此后他又結合《漢書·西域傳》講西域南北兩道。從《后漢書》借鑒《漢書·西域傳》的文脈來理解，很可能這一段引文的第一句應該是“涉鄯善”，然后再接“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這樣讀起來內容就沒有矛盾。這個錯簡的出現，可能是編者所寫東漢情況，也可能是后世文書抄寫時后句竄為前句。這個觀點并非我的發現，余太山先生對此有比較詳盡的說明，我們這里借用過來。

　　魏晉南北朝時期

　　到了三國時代，曹魏魚豢撰《魏略·西戎傳》總序：

　　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蔥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領，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

　　在這節引文提到的西域三道都是出玉門關而非陽關。由此推測，三國時期陽關已經衰落。從古籍正史的西域傳脈絡中，我們能夠悟出這樣一點味道。不過要進一步證實這個推斷，還需要結合其他記載。

　　比如，今本《魏書·西域傳》記載：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為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

　　這段記載中“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本是漢代出陽關的南道，但是在《魏書》中已經改成了出玉門。

　　一直到《隋書·裴矩傳》，保存的裴矩《西域圖記序》中說：

　　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鏺汗，蘇對薩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這里的西海三道只是籠統說從敦煌出發，并未具體說究竟出玉門關還是出陽關。

　　從以上魏晉南北朝至隋的正史西域傳所反映的情況來看，這一時期玉門關更為重要，陽關地位則有所下降。我們除了考察西域傳記載體系的延續性之外，也需要對這一時期的歷史背景進行考察。

　　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可能是這一時期玉門關作為交通關口的重要性突出，另一方面也與當時的政局變化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王朝長期對立。西晉中葉，源于東北地區慕容鮮卑的吐谷渾部西遷陰山，再遷青海，于東晉初年建國。吐谷渾王國最盛時，占據今天青海大部，勢力一直深入塔里木盆地南沿的鄯善（若羌）地區。由于吐谷渾長期占據西域南道所經的鄯善地區，所以北魏使臣無法走南道赴西域，只能出玉門關走北道西行。從當時南北交通情況來看，東晉及宋、齊、梁、陳四朝等南朝與西域的溝通，由于與其敵對的北魏控制了河西走廊，因此南朝派人赴西域時必須繞開河西走廊。其路線是，沿長江逆流至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折向西北，經青海湖西南的吐谷渾國都伏俟城，再西經柴達木盆地，西行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匯合。這條路線被稱為“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亦稱為“青海道”）。吐魯番出土《高昌國送使文書》記載的“吳客”赴西域即經此道。由于這條吐谷渾道不經敦煌、繞過陽關，導致陽關很難見諸這一時期文獻。

　　但是，這一時期陽關并未退出歷史舞臺。東晉十六國時期，敦煌太守李暠（字玄盛）自稱涼公，建都敦煌，創建西涼政權。《晉書·涼武昭王玄盛傳》稱：

　　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為庚子。……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谷，為東伐之資。

　　在十六國時期的一個時間節點上，陽關再度出現。從曹魏到北魏，文獻記載中陽關都不得見，但是具體到當時敦煌附近的一些小國，陽關的重要性依然。此處出現的陽關就是漢代陽關，這一帶有很多泉水，恰好能夠支撐西涼的“廣田積谷，為東伐之資”。

　　這條記錄是公元400年的，兩年后還有一條相關記錄，《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二《西涼錄》中記載：

　　李暠二年，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于于闐，至是，六月，玉至敦煌，納之郡府。

　　這條記錄說的是前秦大將后涼開國君主呂光在稱王的時候需要玉璽，于是派人去于闐國購買玉璽材料，結果這批玉送回的時候適逢西涼建立，這些玉被劫在西涼郡府。由此可以看出，出陽關通于闐國的這條道路，從后涼呂光一直到西涼李氏這段時期依然是通暢的。

　　從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粟特文書來看，這一時期粟特商人活躍在絲綢之路南道上。雖然從地理上來說北道距離粟特本土更近一些，但是粟特商人似乎更青睞南道，這是值得注意的。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跟粟特商人經營的商品的產地有關，也可能與商隊躲避北方柔然等強敵的劫掠有關。而且這一時期北道上發生的戰事也更多，諸如北魏攻滅北涼之戰，北魏軍一路追擊北涼后裔直至高昌。北魏大將萬度歸攻鄯善及焉耆、龜茲等。而這一時期的南道相對而言稍顯平靜，雖然南道也曾受北魏、北涼、吐谷渾等交戰的不利影響，不過這些戰爭持續時間較短。

　　這一時期另外一個關于絲綢之路的視角是僧侶。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很多僧人西行求法。比如公元399年僧人法顯等人從長安出發，經張掖至敦煌，然后在敦煌太守李暠幫助下渡流沙到達鄯善。但是法顯等人是否出陽關經南道，還不能確定。不過，法顯等人的路線，我們似可以從法顯之后數年間智猛的西行路線加以推測。

　　《出三藏記集》卷一五《智猛法師傳》記載：

　　遂以偽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戊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度河順谷三十六渡。至涼州城。既而西出陽關，入流沙，二千余里地無水草。路絕行人。冬則嚴厲，夏則瘴熱。人死聚骨，以標行路。駱駝負糧，理極辛阻。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觀風俗。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蔥嶺，而同侶九人退還。猛遂進行千七百余里，至波淪國。

　　這條記錄記載的正是智猛走陽關南道。而從此后智猛途經鄯善、龜茲、于闐等地的路線來看，我認為智猛當年走的應該就是法顯之前走過的路線。這段記錄我們也能在《高僧傳》卷三《智猛傳》中找到印證：

　　發跡長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凌危履險，有過前傳。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

　　這則材料也提到了智猛出陽關。這些材料說明，在公元404年，陽關仍然是出西域的一個關口，并未完全廢棄，它仍舊在絲綢之路上發揮著交通作用。

　　唐及五代時期

　　到了唐代，《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了唐高宗上元年間的陽關：

　　陽關，東西廿步，南北廿七步。右在縣西十里，今見毀壞，基址見存。西通石城于闐等南路，以在玉門關南，號曰陽關。

　　《沙州都督府圖經》卷五石城鎮下有“六所道路”條，其中也記載了古陽關到沙州的道路和里程。

　　也就是說，自魏晉南北朝至唐代《沙州都督府圖經》成書之際，陽關雖然在文獻資料中殊少出現，陽關也已毀壞，但是其基址及其所在的絲路南道，是一直存在的。

　　到了中唐，唐德宗貞元年間宰相賈耽所撰《皇華四達記》載：

　　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艷典為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艷典所筑。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經悉利支井、祆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闐東蘭城守捉。又西經移杜堡、彭懷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闐。

　　從賈耽記載的道路地名來看，他撰文所用材料，應該是唐開元天寶以前的，因為在他所在貞元年間吐蕃已經占領了河西走廊。而賈耽保留的材料中依舊出現了陽關。由此推測，陽關在唐代雖然僅存基址，但是到開元天寶之前依舊是存在的，而且唐人對陽關是比較熟悉的。

　　進入中晚唐時期，由于吐蕃控制河西走廊，以及張氏歸義軍的活動，敦煌以西的情況記錄不多。直至五代時期，當時的沙州歸義軍和于闐關系非常密切，出土的文獻中有大量敦煌與于闐之間交往的記錄，雙方的頻繁交往讓陽關所在的絲綢之路南道再度繁盛起來。

　　公元901年，于闐使者首次到達敦煌，歸義軍文人有《謁金門·開于闐》的曲子詞來歌頌此事。公元914年，曹議金開啟曹氏歸義軍時代，他在公元925年至928年前后東征甘州回鶻，打通了經過河西走廊前往中原王朝的“河西老道”。也正因為河西走廊交通的恢復，公元938年于闐國王李圣天所遣使者得以經此到達中原的后晉王朝。是年十二月，后晉朝廷冊封李圣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執行這一冊封的后晉使臣前往于闐，其中一位使臣高居誨撰《使于闐國行程記》，其中部分記錄其行程的內容得以存世：

　　自靈州過黃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俱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匡鄴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又西，至紺州。……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

　　考察高居誨所記錄的出使行程，他當時所走的依然是陽關南道。通過目前出土的文獻資料來判斷，從五代一直延續到宋朝初年，陽關南道仍舊是暢通的。

　　綜上所述，陽關及通過陽關的絲綢之路，并非如一般概念中的漢代之后即遭廢棄。從兩漢以降，歷經魏晉隋唐，一直到五代宋初，這條經過陽關的絲綢之路，仍舊是一條陽關大道。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16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