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戰略要地 文化陣地——漢、魏晉、北朝時期的涼州

　　原標題：【溯源甘肅】

　　戰略要地 文化陣地

　　——漢、魏晉、北朝時期的涼州

　　本報特約撰稿人 沙武田

　　武威，曾一度被稱為“涼州”，是今天河西走廊最大的城市，也是“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節點城市。武威在歷史時期曾是隴右河西的一大都會，也是中原王朝經略西域的重鎮。而古涼州曾經的歷史故事、邊塞情懷、民族統治、昌盛的文化，又往往使這個曾經胡漢交融的都市籠罩著一層神秘的面紗。那么，漢、魏晉、北朝時期的武威郡、涼州城的真實面貌究竟如何？

　　涼州在河西走廊的歷史地位

　　就河西走廊整體格局而言，無論是其歷史地理位置本身，還是在歷史長河中所發揮的作用，涼州所在的武威地區不僅是河西走廊面積最大的綠洲之一，也一直是漢代之后人口最多的地區。《漢書·地理志》記載“武威郡，戶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九”。下轄縣十，有姑藏、休屠、鸞烏、媼圍、蒼松、宣威等。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縱觀中古歷史，自漢代以來，河西走廊在很長時期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中心，河西在歷史文明進程中，中國傳統文明與外來文明的融合從未停止過。這種融合表現在宗教、文化、藝術、服飾、飲食、音樂、舞蹈等各個方面，非常廣泛。由于絲綢之路沿河西走廊而過，河西走廊應該是這條錯綜復雜的世界文明之路從走向上來講最為規整和最為集中的區域。隨著中亞地區的粟特九姓胡人的進入，河西走廊其實成為歷史時期國際商業民族粟特胡人重要的聚居地，沿著走廊重鎮沙州（敦煌）、瓜州（安西）、肅州（酒泉）、（甘州）張掖、建康（高臺）、涼州（武威）一線，形成入華胡人定居的文明景觀。其中像唐天寶年間敦煌沙州城東的“從化鄉”，有胡人移民1400余口，規模之大，未曾有之。又如移居絲路重鎮、長安北大門原州（固原）地區的粟特后裔史姓，自稱是來自河西建康“飛橋”一族。唐朝著名的邊塞詩人岑參在《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中描寫道：“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具有濃厚胡風的社會生活成為涼州歷史的一大特色。

　　其實，據敦煌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記載，早在西漢時期，河西的敦煌、武威即是中西文明交流的重鎮。三國時期曹魏敦煌太守倉慈就從官方的角度保護胡商的利益，給他們優惠的政策，鼓勵胡漢通婚。而到有隋一代，派宰相裴矩專門到河西經營絲路西域胡商，隋煬帝又不遠萬里西巡張掖，這是中國歷史上中原皇帝唯一到過河西的事件，此舉充分表明隋時中原王朝對河西的重視，有力推動了絲路商業的發展。之后“商旅相望，不絕于道”，絲路暢通，終致“天下富庶，莫過于隴右”，盛極一時，為盛唐文明的出現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

　　對于涼州在河西的重要位置及其繁華的歷史，《方輿紀要》記述：“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他。” 《開元天寶遺事》之《玄宗幸西涼府觀燈記》有一段有趣的記載：唐玄宗在某年的上元燈節，在上陽宮大張燈彩，各種燈火式樣翻新，十分好看。這時，有一個叫葉法善的道士對唐玄宗說：“今夜京師燈火之盛，天下各地沒有比得了的，唯有涼州還不錯。”玄宗感到驚異，便求道士帶他到涼州去看看。道士要他閉上眼睛，一會兒騰空就到了涼州。玄宗果然見到“郡實涼州，事同仙境，紅樓邐迤以如晝，清夜瑩煌而似春，駢闐游看之人，千條銀燭，十里香塵”。看完涼州上元燈會后玄宗在葉法善法力帶動下又回長安宮中，宮樓下的歌吹還未終了。故事雖然荒誕無稽，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涼州的繁華。

　　東漢、魏晉時期的涼州

　　西漢晚期，隨著西漢王朝內部矛盾的加劇，出現“天下擾亂”的現象。這一時期的河西，則因為相對獨立封閉的地理環境，加上之前漢代的大力發展，河西經濟富庶，政治穩定，因此出現了竇融“保據河西”的現象，河西成為竇融在天下紛亂之際選擇的“遺種處”。“天定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后漢書·竇融傳》）據歷史記載，竇融在涼州充分團結當地豪強勢力，加強統治，派任與他最為親近的地方勢力代表梁統為武威太守，可以看出武威在竇融保據河西時期的重要地位。

　　漢武帝時期改雍州為涼州，并置涼州刺史部，整個大西北均在涼州管轄之下。到了東漢獻帝時期，由于河西民變頻生，難于管理，又“分涼州河西四郡為雍州”，自漢代以來形成的河西四郡的基本格局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出現了“自三輔距西域皆屬焉”的現象，“撤涼并雍”，無涼州建制，涼州一度出現在翼縣即今天的甘谷一帶，大大降低了涼州對河西的有效節制。這一時期的涼州范圍極廣，轄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十郡，另有張掖屬國、居延屬國。在這樣的行政格局中，中原王朝對涼州的管理有效性遠不如前，加上頻繁出現在河西的羌胡作亂現象，使得“河西斗絕在羌胡中”。因此，漢安帝、漢靈帝時期，朝廷內部出現了一股“棄涼”思潮。以大將軍鄧騭和司徒崔烈等人為代表，面對隴右河西羌胡反亂給朝廷帶來的壓力，建議朝廷放棄涼州。此議遭到以郎中虞詡、議郎傅燮等人的堅決反對，也得到太尉張禹的有力支持，最終棄涼之議未被皇帝采納。虞詡在具體分析涼州地位的重要性時指出：“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余州。”從地理位置和武裝人才兩個方面分析了涼州的重要性。傅燮給靈帝又如是分析涼州的重要性及棄涼的危害性：“今涼州天下要沖，國家籓衛。……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涼州作為“天下要沖，國家籓衛”之地，可以說把其對中原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實是對涼州所具有的歷史地位的中肯評價。

　　到了三國時期，曹魏政權重視河西，延續漢武帝以來的河西格局。魏文帝曹丕置涼州，以姑臧為州治，任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這是武威作為涼州治所的開始。更為有趣的是，劉備的蜀漢政權曾一度高度關注河西，劉備曾表示“須得涼州”（《三國志》卷32《先主傳》），因此制定所謂的“涼州戰略”，先后任蜀漢大將馬超、魏延、姜維領涼州牧或涼州刺史。蜀漢政權之所以如此重視涼州，其重要原因在于一旦蜀漢取得涼州，占有河西寶地，進而便可包抄隴右，挺進關中，與蜀漢力量一道，完成對曹魏的合圍，最后成就復漢霸業。雖然最終因涼州鞭長莫及，未能實現此宏愿，但可以看到涼州在三國時期的重要位置。正因為如此，“魏時復分以為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晉書·地理志》）曹魏重建涼州，“分河西為涼州”，并選拔杰出的人才到河西任職，像韋康、鄒歧、張既、溫恢、孟建、徐邈、王渾等均曾出任過涼州刺史，與涼州地方大族一道，共同治理河西。可以說，涼州的安定繁榮是曹魏完成統一霸業的重要因素。

　　“五涼”時期的涼州

　　在五涼政權中，前涼、后涼、北涼三個政權曾先后統一河西走廊，南涼和西涼則始終沒有完成統一河西走廊的事業；前涼、后涼、北涼三個政權均立都姑臧，而南涼和西涼則分別在西寧、敦煌和酒泉立都。因此，可以認為，南涼和西涼之所以沒有完成統一河西走廊的大業，顯然是因為它們沒有占據涼州中心區。

　　涼州成為中州人士避地河西的首選地。張氏家族經營河西期間，非常重視對河西地方經濟、文化的建設，前涼時期姑臧城就曾經歷過較大規模的改建與修繕，史稱張茂時期曾“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張駿時期又于姑臧城南筑城，使得涼州城“王公設險，武夫重閉”。大大吸引了前來避難的中州人士，成為他們在河西方的首選之地。當然這也與涼州的地理位置有一定關聯，從中原遠道而來的這些避難之人，最先到達涼州，條件允許便可安家于此。

　　涼州是地方政權下的絲路交通中心城市。前涼時期，河西割據態勢形成，考慮到河西走廊自漢以來即是絲路交通的要道，中亞西域商胡往來便捷，加上中原動蕩不安，大大阻礙了正常的絲路交通。因此到了五涼時期，以涼州為代表的河西各大城市，成為河西割據地方政權時期中西交通的中心城市，涼州無疑占據最為有利的地位。同時，西域各國與中原王朝的使節往來，到了這一時期改為與五涼政權的交往。此舉不僅發展了涼州的經濟，豐富了涼州的物產，也提升了涼州在當時的政治地位。

　　隨著中原人口的流入，河西在文化上也進入一個獨特的時期。五涼之際，河西走廊政局相對穩定，這為漢家傳統文化在河西地區的傳播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同時，五涼政權施行“文教兼設”的基本政策，使中原因受永嘉之亂而出現“憲章禮樂，寂滅無聞”的現象（《隋書·牛弘傳》）。傳統的太學教育基本廢棄殆盡的情況下，河西偏居一隅，文化獨長。五涼政權重視文化，“蓋張軌領涼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經濟豐饒，既為中州人士避難之所，復是流民移徙之區。百余年間紛爭擾攘固所不免，但較之河北、山東屢經大亂者，略勝一籌。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猶可以蘇喘息長子孫，而世族學者自得保身傳代以延其家業也。”（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五涼時期振興文教、昌明學術，傳統的經學和史學教育在河西大興，一些文人在河西著書立說，保存并弘揚文化，出現五涼學術昌盛的現象。其中前涼的張氏家族、西涼的李氏家族均是隴右著姓，名門望族，學術家傳，其他民族政權也同樣重視文化。在河西本土有一批儒學大家，他們不為世俗所左右，勤于治學，著書立說，開館收徒，使漢文化在河西得以傳承和發展。他們當中有來自酒泉的祁嘉、馬岌，武威的段承根、陰仲達，金城的宗欽、趙柔，還有很多其他地區的學人，他們在河西著書立學，建立公私學館，講學之風盛行，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郭瑀、宋纖、劉昞。

　　從某種意義而言，隋唐高度發達的文明與魏晉時期河西地區對漢晉以來傳統文化的保存、傳播密不可分。

　　魏晉北朝時期的涼州與絲路文明

　　涼州自漢代以來在中原王朝與西域中亞的使節朝貢往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時涼州因絲路交通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物品、文化成為中原人心目中頗具神秘色彩的地方，如傳自河西的天馬及其傳說，天馬形象的典型代表正是武威雷臺的銅奔馬，也因此有了“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晉書·張軌傳》）之美名；魏晉時期，涼州成為絲路良馬的最大交易市場之一，《晉書》卷113《苻堅載記》：“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繒彩賜諸國王，于是朝獻者十有余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余種。”

　　另有涼州的葡萄及美酒，早在《魏文帝涼州葡萄詔》中曹丕就高度贊揚涼州的葡萄，“涼州葡萄味長汁多，是解酒佳品，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另據《三輔錄事》記載，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涼州人孟陀即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此事后來被傳為笑柄，唐代詩人劉禹錫《葡萄歌》有諷刺：“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故事記載的是漢代官場腐敗的一幕，但我們也從中看到了涼州葡萄酒在內地之珍惜可貴。到了唐代，“葡萄美酒夜光杯”，給中原人以巨大的誘惑。又《曹植謝賜白柰表》，也可以看出涼州水果之佳。

　　至于來自涼州的“西涼樂”，本源于西域龜茲的樂舞，后在五涼時期傳入河西，在“呂光、沮渠蒙遜所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秦漢伎。”（《隋書·音樂志》），應該是經過與涼州本土胡樂的融合，形成具有獨特地方特色的地域性音樂舞蹈。其濃郁的河西風格，加上涼州地方給中原人帶來的濃厚絲路印象，西涼樂于北魏太武帝時傳入內地，成為魏周之際的“國伎”，一直到隋代的九部伎、唐代的十部伎，西涼樂一直被傳承了下來。此樂可以說是涼州對歷史時期音樂的重大貢獻，同時也是涼州絲路文明的重要標志。

　　近年來，從內地考古新發現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武威、姑臧、涼州不僅是北朝隋唐時期入華粟特胡人的重要聚居地，更重要的是，涼州往往是他們心目中的“故鄉”所在地。尤其是自魏晉以來家居長安、洛陽的胡人，頻繁記載其祖籍為武威、姑臧或涼州。長安出土唐《安令節墓志銘》載“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國王子，入侍于漢，因而家焉。歷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為幽州宜祿人也。”安令節一家從漢代就來到長安為質，顯然是中亞安國的質子，卻自稱姑臧人，顯然是附會了。西安北郊出土的北周同州薩保安伽墓志記載他是“姑臧昌松人”，其母同為武威“昌松”人，屬漢人杜氏（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安伽墓》）。同為西安北郊出土的北周史君墓，墓志記載史君“其先史國人也，本居西域”，曾任“涼州薩保”（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編，楊軍凱著《北周史君墓》）。而幫助李唐王朝取得河西方的安興貴、安修仁，以及在李世民奪權的“玄武門之變”中建有奇功的安元壽，后在突厥大軍到達長安渭河北岸及李世民與突厥可汗的單獨會面中“獨留安公于賬中”，都是涼州粟特安氏集團在唐王朝的代表人物。唐隆元年（公元710年）幫助相王李旦一系的政治勢力滅掉韋后集團的“唐元功臣”之一、后又是效忠唐玄宗的龍武軍高級將領的史思禮，其墓志稱其為“武威人”。像這樣在中原內地的粟特胡人在追溯其個人家族歷史時，把武威、涼州作為其族屬郡望的事例還有很多。我們知道，即使是武威涼州的粟特人，其祖先也是來自中亞的昭武九姓諸國，然后僑居涼州，子孫們或入武，或經商，或仕宦，入長安、洛陽等中原內地，但從這些墓志中可以看到，他們總是強調其祖先來自武威涼州。顯然在他們的文化認同中，處在河西的武威涼州值得被夸耀、被書寫。這一點其實也深刻表明中古時期涼州在絲路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獨特貢獻。

　　漢、魏晉、北朝時期的涼州，作為屏衛隴右、隔絕羌胡、開通西域之河西走廊上的交通要沖，在中原動蕩的情形下，成為像竇融、張軌這樣的有識之士和世家大族首選的“遺種處”；五涼政權把涼州作為經營河西以及西域廣大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涼州成為十六國時期文化的沃土，培育了一批魏晉時期的學者名流，留下了同時期其他地方不可比擬的文化遺產，使涼州的文化得以發揚光大。除此之外，涼州在中西交通上的獨特貢獻，在佛教發展史上的光輝一頁，在民族多元文化史上交相輝映的一章，都是涼州在中古史燦爛星河中耀眼的光芒，這些都值得今人以歷史的眼光重新審視涼州及其文化的巨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