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利并收錢是否構成受賄

　　【內容提要】

　　實踐中，對國家工作人員通過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辦事并收受財物的情形，能否認定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存在不同認識。筆者認為，在辦理此類案件時，要緊扣受賄罪構成要件，準確理解“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把握權錢交易本質特征，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精準認定處理，防止放縱腐敗犯罪。

　　【基本案情】

　　趙某，H省某國有C銀行副行長，負責私營企業在C銀行的貸款審批事宜。李某，H省A齒輪公司（民營企業，以下簡稱A公司）實際控制人。崔某，H省B機械設備公司（民營企業，以下簡稱B公司）法定代表人。

　　2021年3月至2023年5月，李某以A公司名義向C銀行申請多筆貸款，趙某均審核同意。其間，趙某應其朋友崔某請托向李某打招呼，使A公司降低對B公司的資質審核要求，將B公司納入A公司軸承合格供應商名單，并在趙某的要求下，A公司在有其他更好供貨渠道的情況下，仍優先選擇B公司向其供應軸承。崔某為感謝趙某幫助，先后送給趙某好處費共計60萬元。截至案發，除去正常經營支出，崔某承接A公司軸承業務獲利200余萬元。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趙某利用非國家工作人員李某的行為為請托人崔某謀取利益并收錢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由于李某系非國家工作人員，趙某利用李某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不屬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普通受賄）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也不屬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斡旋受賄）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趙某不構成受賄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從實質解釋角度理解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趙某在貸款業務審批方面對A公司形成職務制約關系，趙某利用非國家工作人員李某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是趙某自身職務行為帶來的現實約束力，本質上是趙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公權力的體現，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趙某同時收受了請托人崔某的財物，其行為構成受賄罪。

　　【意見分析】

　　本案中，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從構成要件分析，國家工作人員構成收受型普通受賄罪，需要具備三個基本要件，即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財物以及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國家工作人員通過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收受其財物的情況下，已經具備了收受財物和為他人謀取利益兩個要件，關鍵是判斷是否符合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一要件。

　　一、通過具有職務制約關系的非國家工作人員李某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根據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相關規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因此，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的職權，也包括間接利用本人的職權，其中后者包括隸屬、制約和上下級關系。無論具體表現為何，最終都是在本人職權的作用下由本人實施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對于國家工作人員通過非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能否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其自身職務便利，筆者認為，關鍵是看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對該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具有制約關系，如果具有，也應當屬于利用其自身職務上的便利，從而可以認定構成受賄罪。具體而言，國家工作人員在處理公共事務時，有時會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具有職務上的制約關系，在這種制約關系下，國家工作人員對非國家工作人員的控制力是單向、直接的，足以影響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利益和選擇自由，被利用的非國家工作人員成為在國家工作人員的支配下完成受賄的工具，應當認為是國家工作人員自身職務行為帶來的現實約束力，是其職權的直接或自然延伸，等同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自己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當然應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與擔任單位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通過不屬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同樣性質，只不過被利用的對象系非國家工作人員。從非國家工作人員角度看，其業務開展取決于國家工作人員的特定職權，從國家工作人員角度看，通過非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取利益，與通過不屬自己主管的下級部門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相比，其職務的制約力更強，更應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了自身職務便利。

　　二、對職務制約關系的具體判斷

　　對于國家工作人員通過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利的行為，判斷是否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時，應以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對受請托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具有職務上的制約關系為實質判斷標準，可以分為兩種情形：

　　一是非國家工作人員有具體事項正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范圍內。比如，非國家工作人員正在參與工程項目招投標，需負責項目的國家工作人員審核競標企業資質，由于非國家工作人員有具體辦理事項正求助于國家工作人員，需要國家工作人員在職務權限內審批，國家工作人員對該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制約力非常強，此時，該非國家工作人員對國家工作人員提出的要求會盡力去辦，否則將承擔對自身不利的后果。這種情形下，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對受請托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制約、影響程度非常高，應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自身職權的直接或自然延伸。

　　二是非國家工作人員雖然暫時沒有具體事項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范圍內，但國家工作人員對該非國家工作人員具有監督、制約關系。2016年“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這里的行政管理通常是指政府管理，比如，工商、稅務等行政部門對私企老板的管理等。該款是一種推定承諾謀取利益的情形，目的是將受賄犯罪與人情往來等進行區分，將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情形推定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進而認定為受賄罪。如果非國家工作人員暫時沒有具體事項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范圍內，國家工作人員通過該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判斷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對受請托的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制約、影響程度，能否達到刑法意義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可參照該款規定精神處理，即當國家工作人員對該非國家工作人員具有行政管理關系時，視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能夠對該非國家工作人員形成強約束力。此外，筆者認為，有的國家工作人員對受請托的非國家工作人員雖然不具有行政管理關系，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的某項公共事務能夠對該非國家工作人員形成監督、制約關系，同樣應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對該非國家工作人員具有職務上的制約關系，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本案中，李某向C銀行申請多筆貸款，均需趙某審核同意，此時，李某為了順利獲得貸款，不得不降低標準幫助崔某的B公司獲取向A公司供應軸承的資格，并優先選擇B公司向A公司供應軸承，從而滿足趙某的要求。在李某與第三人崔某的合作上，不是基于市場因素的通行做法，雙方交易違背公平公正原則。綜上，可以得出，趙某對李某具有職務上的制約關系，其找李某辦事，實際上是利用了其負責對私營企業貸款申請的審批這一公權力，李某之所以按照趙某的要求為崔某提供幫助，正是由于趙某的職權因素發揮了關鍵作用，因此，趙某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三、趙某的行為本質系權錢交易，認定其構成受賄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受賄罪的本質是權錢交易，本質上是請托人通過財物收買國家工作人員的公權力，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與收受他人財物之間存在對價關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之所以新和隱，主要是在權錢交易上做文章，以表面看似合法的形式掩蓋權錢交易本質，從而逃避刑事處罰。國家工作人員通過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的行為，實際上是國家工作人員先利用自身的職權換取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提供幫助，再以非國家工作人員提供的幫助換取請托人給予的財物，在利益交換鏈條上雖有非國家工作人員處的“中轉”，但實質上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只是在形式上通過非國家工作人員進行了延伸，國家工作人員自身的“權”與請托人給予的“錢”之間具有明顯的關聯性和交易性，符合受賄罪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并且較之傳統權錢交易行為，國家工作人員還通過職權干預民事主體之間的市場行為，社會影響更惡劣，危害性更嚴重，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更應納入刑事規制范疇。

　　本案中，趙某利用李某的行為為崔某謀取利益與收受崔某財物之間具有內在因果聯系，完全符合權錢交易特征。首先，從主觀認識看，就請托人崔某而言，其看中的是趙某手中的職權能為其謀取利益，愿意用賄賂換取趙某的權力；就非國家工作人員李某而言，其之所以愿意違反公平原則為崔某謀取利益，實際是懾于趙某的職權，為了自己的貸款審批能在趙某處獲得通過；就受賄人趙某而言，其主觀上具有收受崔某財物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能夠認識到這些財物是對自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崔某謀取利益的回報。其次，從客觀行為看，趙某充分利用了其職務上的便利，通過具有職務上制約關系的李某的行為，使崔某違背市場規則獲取了利益。最后，從最終結果看，趙某通過李某幫助崔某獲得了較大利潤，并基于該履職事由收受崔某財物，這兩個行為前后連貫、相繼銜接，二者之間聯系緊密。綜上，趙某利用職務上具有制約關系的李某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構成受賄。

　　四、趙某的行為侵害了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具有懲治的必要性

　　法益是準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具有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不可收買性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職務行為本身的不可收買性，二是公民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公民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使得公民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保持信賴，從而保證國家機關按照正常秩序管理運轉。一旦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被收買，公民將會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持不信任態度，進而對國家機關的管理秩序產生影響。國家工作人員以職務行為換取了請托人的財物，侵犯了受賄罪保護的法益，即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表現在損害公民對國家工作人員及其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損害干群關系，敗壞國家機關聲譽。

　　本案中，趙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理應在自身職權范圍內正確履行職責，但面對崔某的請托，其違規干預市場規則，以其職權使受其制約的李某為崔某提供幫助，并據此收受崔某給予的好處費，在此過程中，趙某負責私營企業貸款審批的職權被財物收買，其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已經受到侵害，應以受賄罪予以懲治。

　　（羅澤旭 張瑩瑩 作者單位：重慶市紀委監委；重慶市綦江區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