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定共同受賄的犯罪數額 從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委原副書記祁登武案說起

　　特邀嘉賓

　　墻倩攀枝花市紀委監委第八紀檢監察室副主任

　　葉子茂攀枝花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

　　廖娟攀枝花市東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

　　徐坤林攀枝花市東區人民法院一級法官

　　編者按

　　本案中，祁登武向管理和服務對象劉某某借款13萬元，后歸還10萬元，祁登武此行為如何定性？祁登武與羅某某利用職務便利為廖某某承攬項目提供幫助，二人商定收取廖某某100萬元，但廖某某送給羅某某120萬元，祁登武對此不知情，羅某某僅分給祁登武50萬元，如何認定祁登武和羅某某的共同受賄數額？我們特邀有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祁登武，男，2001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攀枝花市西區發展和改革局黨組書記、局長，攀枝花市西區財政局黨組書記、局長，攀枝花市財政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攀枝花市米易縣委副書記等職。

　　違反廉潔紀律。2020年8月，祁登武任攀枝花市財政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期間，其親戚江某某向祁登武借款13萬元，祁登武因資金緊張向攀枝花市某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某某提出借款13萬元，劉某某同意，并于8月6日轉賬13萬元。當月，祁登武歸還劉某某10萬元。

　　受賄罪。2019年至2020年8月，祁登武利用擔任攀枝花市西區發展和改革局黨組書記、局長，攀枝花市西區財政局黨組書記、局長，攀枝花市財政局黨組成員、副局長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與其他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利用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為商人廖某某、邱某某等人在承攬工程項目、工程款撥付等方面謀取利益，非法收受財物共計633萬元。

　　其中，2020年8月，祁登武在歸還劉某某借款13萬元時，劉某某為感謝祁登武在工程項目上的幫助并希望繼續獲得其幫助，表示歸還整數10萬元即可，剩余3萬元送給祁登武，祁登武同意。

　　2019年年初，廖某某告訴羅某某（某國企管理人員，另案處理）想在西區做項目，希望羅某某提供幫助，并表示愿意在中標后按照中標價的10%給予好處費，羅某某表示同意，并讓廖某某參加西區某物業環境改造項目招標。因項目招標文件需報區發改局審核通過才能掛網招標，于是羅某某找到時任西區發改局局長祁登武，表示廖某某想做某物業環境改造項目，并愿意按照中標價的10%給予好處費，祁登武表示同意。后祁登武在審核廖某某所在公司項目招標文件時使之順利通過審核。不久后，該公司順利中標該項目，中標價1200余萬元。羅某某認為項目利潤不高，且廖某某缺乏從事建筑行業經驗，遂向祁登武提議好處費不按10%的比例收取，改為收取廖某某100萬元，兩人平分，祁登武表示同意。但此后廖某某堅持按照原約定給付好處費120萬元，羅某某未再推辭，收取其120萬元，但未將此情況告知祁登武，僅按照原約定分給祁登武50萬元。

　　2019年3月，攀枝花市某工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某某了解到西區準備推進棚改騰空房拆除項目，準備參與該項目。2019年4月，邱某某找到祁登武，希望祁登武幫忙找西區住建局協調關系，幫助其承攬該項目，并承諾以項目中標價的10%作為感謝費，祁登武答應。祁登武遂找到時任西區住建局局長的黃某（另案處理），將邱某某的意思告訴了黃某，黃某同意邱某某參與項目，并與祁登武商定由黃某負責協調項目，祁登武與邱某某具體聯絡對接，收取的感謝費由祁登武、黃某二人平分。經過黃某幫助，邱某某順利中標西區某棚改騰空房拆除項目，中標價1000余萬元。2019年4月至9月，邱某某分多次送給祁登武共計100萬元，祁登武每次收到錢后，都會將其中一部分交給黃某，共交給黃某50萬元，并且明確告知黃某這是邱某某的感謝費。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7月22日，攀枝花市紀委監委對祁登武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同年7月29日，經四川省監委批準，攀枝花市監委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移送審查起訴】2023年1月11日，攀枝花市監委將祁登武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攀枝花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同日，攀枝花市人民檢察院指定攀枝花市東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黨紀政務處分】2023年1月18日，經攀枝花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攀枝花市委批準，決定給予祁登武開除黨籍處分；由攀枝花市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提起公訴】2023年3月1日，攀枝花市東區人民檢察院以祁登武涉嫌受賄罪向攀枝花市東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3年4月25日，攀枝花市東區人民法院判決祁登武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八個月，并處罰金100萬元。

　　2020年8月，祁登武向劉某某借款13萬元，后歸還10萬元，祁登武此行為如何定性？

　　墻倩：對于祁登武向管理和服務對象劉某某借款13萬元如何定性，應當根據以下因素綜合判定。首先，有無正當、合理的借款事由及錢款用途。祁登武親戚江某某急需用款向其借錢，祁登武因資金緊張便向劉某某借錢，從資金走向及相關證人證言看，該筆錢款確是江某某使用，該筆借款有真實合理的事由且資金去向與借款事由一致。其次，雙方的主觀認識。祁登武和劉某某約定借款13萬元，后祁登武主動歸還借款，這也表明，借款時雙方主觀上均認為是借款，不存在行受賄故意。不過，在劉某某提出歸還10萬元即可、剩余的3萬元送給祁登武，祁登武表示同意后，雙方產生了行受賄的主觀故意。再次，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管理和服務對象謀取利益。祁登武向劉某某借錢之前，曾利用職務便利為劉某某在項目承攬、資金撥付上提供了幫助。劉某某免除祁登武的3萬元債務，目的是感謝祁登武的幫助并且希望繼續得到其關照。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性利益。財產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數額，以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額計算。祁登武主觀上知道劉某某免除的這3萬元債務是其職權的對價，二人的行為本質上屬于權錢交易。

　　葉子茂：對祁登武此行為的定性應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祁登武找劉某某借款的行為應當評價為違規向管理服務對象借款，祁登武作為黨員領導干部，向管理和服務對象借款，且金額較大，根據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條規定，“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錢款、住房、車輛等，影響公正執行公務”，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另一方面，對于祁登武未歸還的3萬元，性質已不再是借款。劉某某是因為感謝祁登武對其的幫助，并希望繼續獲得其關照而免除此3萬元，祁登武對此亦明知，該行為本質系權錢交易，行受賄雙方系通過債務免除的方式輸送利益。因此，該3萬元應計入祁登武的受賄數額。

　　祁登武與羅某某利用職務便利為廖某某承攬項目提供幫助，二人商定收取廖某某100萬元，后廖某某送給羅某某120萬元，祁登武對此不知情，羅某某分給祁登武50萬元。此事實中，如何認定祁登武和羅某某的共同受賄數額？

　　葉子茂：我們經研究認為，祁登武和羅某某在100萬元范圍內構成共同受賄，祁登武的受賄金額為100萬元，羅某某的受賄金額為120萬元。理由如下：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祁登武和羅某某在收受廖某某的行賄款時，雙方商定收取廖某某100萬元，事后雙方平分該100萬元。但羅某某在與廖某某的實際溝通過程中，廖某某堅持送給兩人120萬元，羅某某并未將該實際情況告知祁登武，祁登武主觀上無法得知廖某某實際送給了羅某某120萬元，羅某某分給祁登武的50萬元也與兩人之前商量好的平分方案一致。因此，綜合全案證據來看，祁登武主觀上認為兩人收受廖某某錢款的數額為100萬元，客觀上雖然羅某某收取了120萬元，但是分給祁登武的也只有50萬元，與祁登武的主觀認識是一致的，據此，祁登武與羅某某在100萬元范圍內構成共同受賄。

　　廖娟：關于該起事實受賄數額的認定。最初，廖某某找羅某某幫其承攬項目時，表示愿意按中標價的10%給予好處費。隨后，羅某某尋求祁登武幫助時二人也就收取10%好處費達成合意。但該項目以1200余萬元的價格中標后，羅某某認為項目利潤不高，且廖某某缺乏從事建筑行業經驗，遂向祁登武提議好處費不按10%的比例收取，改為收取廖某某100萬元，祁登武表示同意。此時，二人對共同受賄100萬元、各自分得50萬元達成最終合意。后羅某某在收取廖某某好處費時告知其只需給付100萬元，但廖某某堅持按照最初約定仍給付好處費120萬元，羅某某未再推辭。羅某某并未將已收取120萬元好處費的情況告知祁登武，仍按照二人的約定分給祁登武50萬元。綜合認定，該筆事實中，祁登武和羅某某成立共同受賄毋庸置疑，但羅某某存在實行過限行為，即實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為。基于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和共同犯罪理論，共同犯罪中行為人對他人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故本起事實中，祁登武僅對其與羅某某共同受賄100萬元承擔刑事責任，認定祁登武的受賄數額為100萬元，羅某某的受賄數額為120萬元。

　　2019年，為幫助邱某某承攬項目，祁登武找黃某幫忙，黃某利用職務便利為邱某某提供幫助，祁登武構成斡旋受賄還是與黃某構成共同受賄？

　　墻倩：我們認為，祁登武與黃某的行為構成共同受賄犯罪。根據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據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相關規定，“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認定共同受賄犯罪，雙方需要具備“通謀”，“通謀”的要件包括為他人謀利和收取財物兩個構成要素，雙方不僅要對為請托人謀利的具體事項具有共同認識，還要對請托人給予的財物是謀利的對價具有共同認識。

　　本案中，從主觀上看，祁登武與黃某存在受賄通謀。邱某某向祁登武提出請其幫忙協調關系承攬項目，并承諾給予感謝費，祁登武接受請托后，找到黃某明確告知其邱某某的請托事項以及會有感謝費，二人主觀上都具有接受賄賂的故意以及積極追求的態度。從客觀上看，二人具有共同謀利、收受好處的行為。祁登武與黃某分工明確，由黃某負責協調項目，祁登武與邱某某具體聯絡對接，收受感謝費后二人平分。祁登武和黃某系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公職人員，黃某利用職務便利為邱某某提供幫助前，祁登武和黃某二人已經就謀利事項的落實、分配賄賂的比例等進行商量、謀劃。祁登武收取邱某某所送100萬元后，明確告知黃某收到了邱某某的感謝費，按事先約定將其中50萬元交給黃某，雙方對賄賂款共同占有并實施分配。因此，此事實中祁登武與黃某構成共同受賄犯罪。

　　徐坤林：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斡旋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斡旋受賄是受賄罪的一種表現形式，與直接受賄的主要區別在于利用的職權不同，直接受賄是利用行為人本人的職權，而斡旋受賄系行為人通過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來影響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權的行使，其利用的是職權及工作關系產生的影響力，受賄人及被轉請托人的身份均是國家工作人員。本案中，表面上看祁登武是利用黃某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構成斡旋受賄。然而實際上，黃某時任區住建局局長，祁登武時任區財政局局長，二人共謀幫助邱某某承攬項目，收取邱某某好處后平分，二人分工明確，均直接參與到犯罪中，具有共同的受賄犯罪故意和行為，根據《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因此，祁登武與黃某構成共同受賄，受賄數額為100萬元。

　　祁登武在到案后交代了其收受劉某某所送50萬元的事實，是否構成自首？對祁登武量刑還考慮了哪些因素？

　　徐坤林：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本案中，祁登武到案后交代了其收受劉某某所送50萬元的事實，對此能否認定構成自首？我們認為，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成立自首需要同時具備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兩個要件。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分子未被辦案機關掌握，或者雖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調查談話、訊問，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調查措施、強制措施時，向辦案機關投案的，是自動投案。在此期間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的，應當認定為自首。”本案中，紀檢監察機關掌握祁登武部分受賄事實后，已于2022年7月22日對其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7月29日，經四川省監委批準對其采取留置措施，當日，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將其帶到辦案地點擬宣布留置措施前，其交代了紀檢監察機關掌握的受賄事實以及未掌握的部分受賄事實，此時，祁登武已不具有投案的自動性，其到案后供述的是組織已經掌握的同種犯罪，不能認定自首。

　　對祁登武的量刑主要考慮以下方面：祁登武到案后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犯罪嫌疑人不具有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祁登武親屬代其退繳違法所得192萬余元。祁登武自愿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受賄數額特別巨大，影響惡劣，嚴重影響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應從重處罰。因此，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年八個月，并處罰金100萬元。（記者 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