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編寫的《資治通鑒綱目》，所示版本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資治通鑒綱目》的篇幅遠小于《資治通鑒》，體現(xiàn)了朱熹的理學思想。綱目體對后世影響深遠，因為這種體裁最方便初學者使用，綱為提要，目為敘事，綱舉目張，結(jié)構(gòu)分明，便于查找。
明萬歷年間刻本《資治通鑒》書影。左頁可見“胡三省音注”字樣，宋元之際的歷史學家胡三省為《資治通鑒》作的注，質(zhì)量很高，為后世稱道。右頁目錄中可見“唐紀八十一”字樣，《唐紀》是《資治通鑒》篇幅最大的部分，精于唐史的范祖禹對這一部分做出了重要貢獻。 資料圖片
《資治通鑒》的完成，除了司馬光的巨大貢獻外，也離不開范祖禹、司馬康等人的幫助。《資治通鑒》成書后，不斷有人為之作注、續(xù)寫，進行改編，其中胡三省的注最為后人稱道，讓《資治通鑒》的價值更為久遠。
范祖禹為修史不問仕進，以“唐鑒公”雅稱聞名
北宋元豐七年（1084年），耗費司馬光十九年心血編纂的《資治通鑒》終于完成。在《進〈資治通鑒〉表》中，司馬光提到了幫助他修書的四個人，同修為劉攽、劉恕、范祖禹，檢閱文字為司馬康。
三位同修中，范祖禹的年紀最小，他于康定二年（1041年）出生，高中進士后不久，就到洛陽隨司馬光修書，《資治通鑒》完成時，他44歲。
范祖禹是成都華陽（今成都雙流）人。宋代四川人才輩出，誕生了不少文化世家，如眉山蘇氏。范祖禹所出之華陽范氏，是一個崇尚儒學、世傳史學的家族。華陽范氏和眉山蘇氏兩個家族間有交往，范祖禹與蘇軾兩人多有詩歌唱和，范祖禹曾向朝廷推薦他認為文章天下第一的蘇軾擔任經(jīng)筵官等。
范祖禹的父親早逝，他是由叔祖父范鎮(zhèn)撫養(yǎng)長大的。范鎮(zhèn)是北宋名臣、學者，《宋史》稱范鎮(zhèn)的學問“本于六經(jīng)，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申指的是申不害，韓指的是韓非子，都是法家的代表，可見范鎮(zhèn)以“純?nèi)?rdquo;自任，這也影響到家學傳承，與眉山蘇氏相比，華陽范氏較少談?wù)摲鹄稀?/p>
范鎮(zhèn)曾與歐陽修、宋祁等共修《新唐書》，參與編修《仁宗實錄》，具有史學才華。范祖禹由其撫養(yǎng)長大，亦得史學之真?zhèn)鳌７舵?zhèn)對范祖禹視如己出，而范祖禹心中常以孤兒身份為羈絆，家族聚會時常愁容滿面，書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專心致志閉門苦讀，在嘉祐八年（1063年）考中進士。
他由此進入仕途，在隨司馬光修書之前，曾擔任過資州龍水知縣（在今四川省內(nèi)江市資中縣），據(jù)載范祖禹任上“寬簡愛民，尤以興學校為務(wù)”。
熙寧三年（1070年）起，司馬光蟄居洛陽，專心編修《資治通鑒》，范祖禹也是從這一年起，跟隨在司馬光身旁，幫助他修史，這一修就是十五年。十五年中，范祖禹絕意仕進。
對此，司馬光心中很是過意不去，覺得自己耽誤了范祖禹的前程。在元豐七年《資治通鑒》修成之際，司馬光向朝廷上書推薦范祖禹，范祖禹不到二十歲時，兩人就已相識，共同修史十五年后，司馬光認為沒有人如他一樣了解范祖禹的美德——“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這實在是極高的評價，由此可見司馬光十分欣賞范祖禹。
此處須對“圭角不露”做些解釋。《禮記·儒行》說的是儒者應(yīng)是什么樣子的，其中有一句“毀方而瓦合”，東漢鄭玄為這句做的注釋是“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唐代孔穎達疏曰：“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眾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不露圭角，即不露鋒芒。儒者不是沒有圭角，但可以選擇不露圭角，以此減少自己與他人的分歧，讓自己的主張得到更多人的理解。
司馬光結(jié)合范祖禹的優(yōu)勢，向朝廷建議可讓他供職秘書省，“觀其述作”，或擔任經(jīng)筵官，“察其學行”。范祖禹日后果然成為經(jīng)筵官。經(jīng)筵官在朝堂之上進講經(jīng)史、以備顧問，一般由道德高尚、學問精深之人擔任。
范祖禹十分看重每一次進講，在正式進講之前，會在家中先演練一遍。蘇軾稱贊范祖禹為“當今經(jīng)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資治通鑒》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共294卷，《唐紀》的篇幅最大，達81卷，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代各紀加起來29卷，唐五代史共計110卷，占了《資治通鑒》三分之一篇幅。在時間上唐五代離宋近，大量原始材料還存世，因此唐五代史是《資治通鑒》中最具價值的部分，歷來研究唐五代史的學者，都將《資治通鑒》視作必讀之書，而范祖禹為這一部分的成書做出了重要貢獻。
同樣的歷史事實，不同人觀之會有不同的思考。范祖禹另撰有《唐鑒》一書，體現(xiàn)了他本人對唐史的思考，受到北宋理學發(fā)展的影響，《唐鑒》鮮明體現(xiàn)出“以理入史”的思想，即以理學的觀念來評點歷史，《唐鑒》有“臣祖禹曰”，即范祖禹的評論接在一段史事之后，由此可了解他對其人其事的觀點。
《唐鑒》于元祐元年（1086年）完成。問世之后，大受歡迎，范祖禹獲“唐鑒公”之美稱，由于這一美稱傳播廣泛，竟使范祖禹幼子范溫有以下遭遇。在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年—1118年），范溫游汴京大相國寺，眾人認出他是“《唐鑒》兒也”。
范祖禹的長子范沖，曾參與重修《神宗實錄》《哲宗實錄》。從范鎮(zhèn)開始，華陽范氏三代人都有修史之功業(yè)，是為“三范修史”的美談。無怪乎有人說，在褒揚眉山三蘇的文學時，不要忘了華陽三范的史學。
司馬康謹遵父親教誨，傳承清白家風
元豐七年《資治通鑒》成書時，擔任檢閱文字的司馬康35歲。司馬康與司馬光有特殊的關(guān)系，司馬康系司馬光之子，更準確說是繼子。
據(jù)當代學者考證，司馬光的兩個兒子皆夭折，哥哥司馬旦將其子司馬康過繼給弟弟司馬光。司馬光夫婦十分疼愛司馬康。據(jù)范祖禹為司馬康寫的墓志銘，司馬康長大后，“入官或數(shù)日不返家，夫人輒憂思形于寐魘；或逾月而后歸，則相顧慘然喜欲泣”。
司馬光的家書名篇《訓儉示康》就是寫給司馬康的。在這封家書中，司馬光首先說本家起于寒微，“世以清白相承”；接著說自己本性“不喜華靡”，平生不追求衣食上的享受，衣服只要能保暖、飲食只要能果腹就可以了，“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
之后司馬光從現(xiàn)實與歷史、正面與反面等維度展開論述，抨擊了當時社會上彌漫的奢侈風氣，希望司馬康記住“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的道理，以古今崇儉戒奢者為榜樣，將尚儉的清白家風傳下去。
司馬光并非只在《訓儉示康》一文中強調(diào)儉約傳家的重要性。司馬光的《居家雜儀》開篇即說家長要“制財用之節(jié)，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余，以備不虞”。
元祐元年，司馬光逝世，按照傳統(tǒng)禮法，司馬康回鄉(xiāng)守制三年。司馬康結(jié)束守制后，回到朝廷，任秘書省著作佐郎、經(jīng)筵官。
元祐四年（1089年），他向朝廷建言，“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為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以備水旱”，考慮到北宋境內(nèi)近來水旱災(zāi)害不斷，百姓的口糧成問題，應(yīng)趁著今秋糧食豐收之時，注意收集糧食，統(tǒng)歸官倉儲備，“夫國家積貯，惟以安國，民安則國安”。在這篇文章中，最為人稱道的一句話是“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于濟民則不當吝”。
這位心懷百姓、心憂天下的官員，在寫下上述文字的第二年，竟病至無法履職。司馬康病重時，家人想請一位叫李積的醫(yī)生來家中診治，李積已經(jīng)七十多歲，且住的地方離司馬康家較遠。同鄉(xiāng)人聽說此事后，紛紛上門請李積前去，說：“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愿速往也。”李積動身前去，到后發(fā)現(xiàn)司馬康已病入膏肓、無力回天。司馬康臨終前，對妻子說此生最大的遺憾是“不報國恩”。
范祖禹為其撰寫墓志銘時，稱贊司馬康“為人潔廉，未嘗言財”。范祖禹和司馬康有太多相同的經(jīng)歷，都曾幫助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都曾任職秘書省、擔任經(jīng)筵官，而今比自己小九歲的好友先去了，誠為悲痛。
書稿遺失不氣餒，胡三省積三十年心血為《資治通鑒》作注
《資治通鑒》這樣一部巨著，規(guī)模宏大，涉及的歷代人物、史事、地理、典章制度繁多，如果沒有人為之作注，閱讀難度是不小的。《資治通鑒》成書后，出現(xiàn)了多個注本，最優(yōu)秀的注本出自宋元之際一位叫胡三省的歷史學家之手。新中國成立后，對《資治通鑒》進行系統(tǒng)整理時，采用的底本是清代胡克家翻刻元刊胡三省注本。
胡三省畢生精力，都用在注《資治通鑒》上，其間備嘗辛酸。胡三省有意為《資治通鑒》作注，起于熱愛史學的父親的叮囑。當時有三種《資治通鑒》的注本，其中一種署名司馬康，但經(jīng)過考證只是托名而已。這三種注本，一種已佚，另兩種都不理想，錯誤頗多。父親問胡三省，你能為之刊正嗎？胡三省回答：“愿學焉。”
胡三省一邊準備科舉考試，一邊謹記父親的囑托，“史學不敢廢也”。寶祐四年（1256年），27歲的胡三省考中進士。這一科的狀元是文天祥，同榜進士還有陸秀夫、謝枋得，這三人在宋元之際的動蕩時局中，皆以身殉國。胡三省激于此，在為《資治通鑒》作注時，不時流露出亡國之痛，寄托其強烈的民族氣節(jié)。
從考中進士這年起，他正式開始了作注的“工程”。稱其為工程并不為過，他第一階段的成果《資治通鑒廣注》的篇幅達97卷。寫作《資治通鑒廣注》時，胡三省在外為官，他用公務(wù)之余的時間寫作，對于在某方面深有研究的人，他也會去拜訪求得指教。令人痛惜的是，這部書稿在宋元之際的戰(zhàn)亂中丟失了，多年心血毀于一旦，胡三省沒有氣餒，而是重新開始。
胡三省再度為《資治通鑒》作注，采用的是與從前不一樣的方法，《資治通鑒廣注》是在《資治通鑒》外另成一書，這一回他的《資治通鑒音注》則是將自己的注文散入到《資治通鑒》正文中。這項工程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完成，三十年匆匆而過，如白駒過隙，但人間已發(fā)生許多變化，朝代更替，文天祥、陸秀夫已不在人世了。從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起，他又開始撰寫《通鑒釋文辯誤》，此書與《資治通鑒音注》相輔相成。
胡三省在為《資治通鑒》作注時，做了一些為后世歷史學家稱道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柴德賡在《史籍舉要》中說：“十七史中，除前四史外，胡氏以前，無人作注……胡三省《通鑒注》自《晉書》以下，至于五代，都要自起爐灶作注，工程非常艱巨，比王夫之讀《通鑒》一遍當然難，比袁樞作《通鑒紀事本末》也難得多。”
明清之際的歷史學家王夫之有《讀通鑒論》一書，是古代史評的經(jīng)典之作。南宋歷史學家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開創(chuàng)了以事件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與以時間為中心的編年體、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共同構(gòu)成了中國古代史書的三大體裁。南宋大儒朱熹所著《資治通鑒綱目》則是綱目體的開山之作，綱目體是編年體的一個變體，綱舉目張，綱為提要，用大字書寫，目為敘事，用小字書寫，條理清晰、結(jié)構(gòu)分明，最適合初學者使用。
一部《資治通鑒》凝聚了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的心血，亦啟發(fā)了許多人為之作注、續(xù)寫，進行改編，從而創(chuàng)造了一個浩大而精微的歷史世界，讓古今無數(shù)讀者遨游其中，獲得歷史智慧。（陳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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