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行】探秘涇川大云寺珍寶

　　原標題：【文化中國行】探秘涇川大云寺珍寶

　　文/顧海麗

　　為慶祝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2024年11月18日，涇川大云寺出土的唐代五重舍利套函亮相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中國·唐——一個多元開放的朝代（7至10世紀）”展覽。

　　涇川大云寺出土的唐代五重舍利套函，有幸走出國門亮相法國，開啟一段跨國之旅，恰似一扇文化交流之窗，悄然展現出涇川大云寺及其出土文物在我國唐代歷史進程中不可小覷的重要地位，眾多的參展文物成為連接中法兩國文化交流紐帶中的璀璨明珠，也讓世界通過文物領略甘肅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與非凡魅力。

　　唐代五重舍利套函

　　涇川，古稱涇州，位于絲路要沖、涇河上游，自古便是關中門戶。作為跨越隴山進入陜西的關隴戰略要塞，以及徑直通往西安的必經咽喉要地，同時也是自西出長安奔赴西域的重鎮，涇川在甘肅歷史長河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在佛教文化傳播西行的漫漫長路上，涇川大云寺久負盛名，它承載著厚重而輝煌的歷史，其歷史可追溯至公元690年，武則天稱帝后，大力推崇佛教，敕令各州建大云寺，涇川大云寺興建而起，成為當時佛教傳播與發展的重要據點。從文化角度而言，大云寺見證了唐代獨特的政治與宗教文化融合現象，反映了當時高超的藝術水準和文化內涵，成為研究唐代文化藝術交流的重要實物依據。歷經歲月滄桑，雖曾遭受破壞與變遷，但憑借其深遠的歷史淵源與獨特的文化魅力，涇川大云寺在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至今依然是人們探尋歷史、感悟宗教文化的重要圣地。

涇州大云寺五重舍利套函 甘肅省博物館藏

　　涇川大云寺出土的唐五重舍利套函，屬國寶級文物，其意義非凡，不僅先后代表中國、甘肅亮相世界各地的展覽，更是中國唐代文化的標志性文物之一，彰顯著大唐盛世的輝煌氣象與深厚底蘊。除此之外，涇川大云寺還出土了幾件重要文物，如大云寺地宮內現存的石門框，后期發現的唐代胡人奏樂青玉帶銙……這些珍貴的歷史遺存，成為我們了解唐代佛教文化與人文歷史的重要窗口。

　　1964年10月，涇川水泉寺村民在平田整地時，意外發現涇州大云寺舍利套函，當時村民只見有一四方石匣，打開蓋子，內有一銅匣，打開銅匣蓋，里面又藏著一個銀槨，通體飾有花紋，樣子像一口小棺材，打開銀槨的蓋子，內有一金棺，上面用寶石和珍珠鑲嵌，工藝十分精美。當時村民十分好奇金棺里面到底裝有什么，于是小心翼翼地打開金棺棺蓋，發現里面有一枚小琉璃瓶，內裝有14粒米粒一般的物質，整套文物由石函、銅匣、銀槨、金棺和琉璃瓶組成，由小到大套置在一起。拂去千年的塵土，石匣的蓋上赫然顯現“大周涇州大云寺舍利之函總一十四粒”十六個大字，由此可知這是盛裝佛舍利的容器，并且可知這批舍利的擁有者為涇州大云寺。

　　公元690年，一代女皇武則天登基，隨后在全國興建大云寺，供奉《大云經》?！洞笤平洝分杏涊d武則天是彌勒轉世，這為她穩固皇權提供了重要依據。就在涇州建大云寺時意外發現了14枚佛祖舍利，武則天非常高興，認為是祥瑞之兆，于是派工匠制作了金棺、銀槨、銅匣與原有的石匣、琉璃瓶組成五重套函重新放入涇州大云寺地宮內安奉。

石函銘文拓片

　　這14枚佛祖舍利又是從何而來？在石函的四周刻有千字銘文，內容是由唐朝大司馬孟詵所撰，在銘文中記載有“爰有古塔遺基，遂開磚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等內容，得知在唐朝之前這里原有古塔瘞埋舍利，由于銘文中并未提及舍利所瘞埋的寺廟名字，所以現在無從得知這珍貴的14粒佛舍利瘞埋于什么時期，哪座寺廟。這些未解之謎還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繼續深入挖掘，找到這批舍利出處的論證。

　　1971年郭沫若先生在鑒定這批文物時指出：“舍利石函，貴在石函。”石函上的千字銘文，是大云寺舍利傳世的物證與記載。在出土的舍利石函中有千字銘文的十分罕見，當中的銘文為我們研究中國唐代歷史、古代佛教文化中國化演變過程及舍利瘞埋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字內容，是中國出土舍利文物中記載地點、舍利數量都完全吻合的一次發現，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其中最為精美的金棺也被考古學界稱為“最早的金棺”，它是目前考古所見實物中最早用棺槨制盛裝舍利的先例，首次將中原傳統的棺槨制納入佛教，開辟了用棺槨瘞埋佛舍利的先河，并成為舍利瘞埋標準，為后世所效仿，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按照佛教本來的傳統，舍利裝在罌壇內，放在舍利塔之頂，佛教傳入中國后，受到中國文化棺槨葬制及入土為安的影響，就逐漸演變為以棺槨做容器，瘞埋于塔基之下的地宮。涇川大云寺五重舍利石函文物，既是此地佛教文化底蘊的客觀反映，也為舍利瘞埋制度與佛教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唐大云寺舍利地宮石門框

大云寺唐舍利地宮門框 涇川縣博物館藏

　　吳葒《涇川舍利瘞埋再議》一文對唐大云寺舍利地宮門框描述如下。大云寺地宮仿墓葬形制，由斜坡、甬道、宮室等組成，宮室安石門。報告中對石門僅有文字介紹，未發表圖像資料，在此作一補充。大云寺地宮原有石板封堵石門，現石板不知蹤跡。石門框現藏于涇川縣博物館，石門框由青石制作而成，分為門、兩側石柱、門檻三部分，門框通高約1.5米、寬1.08米。石門柱下部有榫，與門檻相套。

　　門楣半圓形，現殘斷為兩塊，殘長98厘米、最寬（高）37厘米、厚19厘米。中部陰線刻束腰蓮花寶座，蓮瓣肥大，蓮座上置香爐。爐身為缽形，帶蓋。蓋呈覆盆樣，細長的花葉卷起形成鏤空狀，蓋鈕上飾寶珠，周圍繞以火焰。香爐下附束腰蓮花座，束腰部分裝飾寶珠，底座上飾蓮瓣蓮葉等。其下為覆蓮臺。蓮花寶座兩旁各一蓮枝伸出，其上置香寶子。寶子圓筒狀蓋飾蓮瓣，寶珠形圓鈕，平底。筒身中部有兩條橫線將其分為上下兩部分，上下均飾幾何紋刻畫線。香爐上部陰線刻兩身相向飛舞的飛天。束雙髻，上飾寶珠，面相豐圓。上祖，項圈，下著裙，披帛繞肩后飄揚于體側。一手持花上舉，一手撫于體外。整體姿態修長靈動，大量的云氣紋圍繞于其間。

　　門柱長方形，下有短榫。左右兩側門柱正面均線刻力士像，內側面線刻天王像。右側門柱長85厘米、寬21厘米、厚20.5厘米，榫長0.03厘米。正面陰線刻力士一身，其頭上雕忍冬形華蓋一頂，兩側下垂掛小幡幢。力士附圓形頭光，發髻高束，戴冠，冠飾飄揚。面相長圓，額部刻皺紋，怒目圓睜，眉上挑，高鼻寬翼，大嘴，兩腮鼓起，下頜豐頤，短須。面部肌肉隆起，頸短。頸戴項圈，飄帶垂于雙肩，瓔珞交叉于腹前，披帛自雙肩下垂，橫于腹膝前。下著裙，裙帶下垂，赤足站立于云朵上。右手戴手鐲，撫于胸前，左手五指伸展，似執杵。門柱內側面陰線刻天王一身，其頭上忍冬形華蓋一頂，兩側下掛幢。天王附圓形頭光，頭部不清楚，似戴冠，面型圓潤，立眉鼓眼，怒目圓睜，高鼻寬翼，小嘴，兩腮鼓起，下頜豐頤，頸短，圓鼓腹。上身披鎧甲，肩部搭系披巾。兩肩披蓋披膊，臂上套臂護。腹部有圓形護腹，腰間扎帶下垂，腰帶下有兩片膝裙護住大腿。小腿穿吊腿，邊荷葉形，雙足外八形，立于云朵上，雙手戴手鐲，右手叉腰，左手撫于胸前，似持物。側身向左站立。

　　左側門柱長方形，長85厘米、寬21厘米、厚20.5厘米。正面陰線刻力士一身，其頭上忍冬形華蓋一頂，兩側下掛垂幡幢。力士附圓形頭光，發髻高束，戴冠，冠飾上飄。怒目圓睜，高鼻寬翼，大嘴，兩腮鼓起，下頜豐頤，短須髯，頸短。上祖，頸戴項圈，飄帶垂于雙肩，聯珠紋瓔珞于腹前交叉穿壁，披帛橫于腹膝前二道。下著裙，裙邊外翻，裙帶下垂，赤足站立于云朵上。雙手戴手鐲，右手叉腰，左手上舉于頭側。內側面陰線刻天干一身，其頭上忍冬形華蓋一頂，兩側下掛垂幡幢。天王頭戴箍，裝飾花朵。面型圓短，細眉，怒目圓睜，高鼻寬翼，小嘴，兩腮鼓起，下頜豐頤。頸短。圓鼓腹。身披戰袍，外穿兩襠鎧甲，肩部搭系披巾。兩肩披蓋披膊。腹部有圓形護腹，腰間扎帶下垂，腰帶下有兩片膝裙護住大腿。小腿著吊腿，邊荷葉形，雙足外八形，立于云朵上。雙手戴手鐲，持劍于胸前。側身面向右站立。

　　門檻長方形，長108厘米、寬22.5厘米、高28厘米。上線刻忍冬紋。涇川大云寺舍利地宮門框作為大云寺遺址中重要的歷史遺跡之一，體現了佛教文化在中國的發展演變過程。這塊地宮門框，對研究中國古代舍利瘞埋制度、唐代建筑、佛教考古等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門框上的飛天與天王造像，形態逼真，線條流暢自然，處處都體現了唐代精湛的雕刻工藝水平。

　　唐胡人奏樂青玉帶銙

大云寺出土唐胡人奏樂青玉帶銙 涇川縣博物館藏（本文圖片由甘肅省博物館和涇川縣博物館提供）

　　2020年5月中旬，在涇川縣大云寺景區的綠化施工過程中，王村鎮劉家溝村村民劉紅玉正在勞作，不經意間挖掘出一塊人物玉牌。后將玉牌上繳至涇川縣博物館。經甘肅省文物局鑒定委員會專家鑒定，此文物被正式命名為“唐胡人奏樂青玉帶銙”，這是涇川縣大云寺遺址又一重要發現。胡人形象及奏樂主題反映出當時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頻繁，大云寺作為文化匯聚地，此玉帶銙豐富了其文化內涵與藝術底蘊，見證了唐代文化的繁榮與包容。

　　根據《唐實錄》記載：“文武三品以上金玉帶十三銙；四品金帶十一銙；五品十銙；六品犀帶九銙；七品銀帶；八品、九品石并八銙；庶人六銙、銅鐵帶。”由此可知，玉帶是古代官場禮服的重要組成部分，歷朝歷代對其形制和使用數量以及佩戴者的身份均有規定，是王公貴族系在腰間的裝飾，帶子上帶板的質地、數量、紋飾是區別官職高下的標志。這件唐胡人奏樂青玉帶銙，為青白玉，是玉帶板中的組件之一。長方形，扁薄體。正面以淺浮雕加飾陰線紋雕刻胡人奏樂形象，人物身著小袖胡衫，腳蹬軟錦靴，盤坐于長方形地氈之上，雙手持一樂器，頭偏向一側，縱情奏樂，沉浸其中，構圖合理，層次感強。背面平板素面，有牛鼻小孔，可與皮革串系打結，整體玉質細膩，紋飾精美。

　　唐代的玉帶銙，經常雕琢有人物、獅獸和花卉等紋飾，紋飾中最有特色的，當數胡人伎樂紋，雕琢的人物形象幾乎都為高鼻大眼的卷發男性胡人形象。內容多為坐姿的人物，多數手持排簫、橫笛、篳篥、羯鼓、琵琶、銅鈸、笙等各類樂器演奏音樂，少數或和唱或捧物獻寶，抑或持囊倒酒，也有持杯飲酒的，內容豐富，形態逼真。胡人奏胡樂的圖像反映了唐代西域樂舞的流行，胡人飲酒與獻寶的題材，則是唐代開放、包容和繁榮昌盛、萬邦來朝的現實反映。

　　唐玉帶銙多采用淺浮雕法雕琢，琢制時用偏刀和鏟底技法配合，刀工遒勁，排列密集有序，一絲不亂，在雕刻衣紋和地氈時用得最多，這種在帶板邊緣逐漸減低的雕琢技法，為唐代玉雕所特有。唐代玉雕內容突出并向寫實方向發展，帶有濃郁的生活氣息，擺脫了漢代程式化、圖案化的古樸遺風，在這件大云寺發現的唐胡人奏樂青玉帶銙上將唐代玉雕的風格展現得淋漓盡致。

　　正是涇川縣大云寺所出土的一件件珍貴文物，宛如一把把鑰匙，開啟了深入了解這座千年古剎的大門，使其得以在歲月的長河中熠熠生輝。（作者單位：涇川縣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