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線｜|人物風采：救死扶傷的隴上天使/姬廣武

　　原標題：作家在線｜|人物風采：救死扶傷的隴上天使/姬廣武

　　姬廣武，祖籍甘肅臨洮，生長于甘肅武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甘肅省政府文史研究館研究員、金城文化名家，蘭州市作家協會第四、五屆副主席。歷任蘭州市委組織部黨員管理處處長、蘭州市委巡察辦副主任等職。出版報告文學《百萬移民》《世紀決戰：中國西部農村反貧困紀實》(上、下卷)《歷史深處：“6·26”醫療隊在隴原》及長篇小說《貨郎客》(合著)等10余部。代表作《世紀決戰》獲第十二屆中國人口文化獎報告文學類作品金獎、甘肅省首屆黃河文學獎一等獎、蘭州市第五屆金城文藝獎一等獎。曾被評選為甘肅省文聯第二屆“徳藝雙馨”文藝家，蘭州市第四批、第五批專業技術拔尖人才。

救死扶傷的隴上天使

——“6·26”醫療隊在甘肅

　　姬廣武/文

　　2012年1月11日晚，“感動甘肅·2011十大隴人驕子”頒獎晚會在甘肅大劇院隆重舉行，“6·26”甘肅醫療隊榮膺“感動甘肅·2011十大隴人驕子”特別獎。

　　組委會給“6·26”甘肅醫療隊的頒獎詞是：十分熟悉的職業與漸漸陌生的“6·26”，把難忘的一段美好重現在我們面前，他們來自祖國的四面八方，卻把青春獻給了甘肅，救死扶傷讓他們成為隴上天使，普及預防科學把他們鑄成一組群雕，成為山鄉接近文明的一道風景。

　　歲月如歌。回眸50多年前，一大批來自北京等大城市的“6·26”醫務工作者，以血汗鑄就了甘肅衛生事業發展的歷史豐碑。他們的精神、他們的事業，永遠留在了這里。“6·26”醫務工作者的優良醫德和精湛醫術，在甘肅的土地上生根發芽，代代相傳。歷史不會忘記，甘肅人民永遠懷念他們、感激他們。甘肅的高山，鐫刻著他們的事跡，甘肅的大地，永遠流傳著他們的故事！

　　舉家告別北京，隴原矗起豐碑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主席在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的同時，發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偉大指示，史稱“6·26指示”。這是毛主席對衛生工作一貫的指導思想，也顯示了毛主席安邦治國的戰略思想。

　　“6·26”指示發出后，一個“到農村去，為五億農民服務”的熱潮，從首都北京，從全國各大城市，迅速向農村、牧區、邊疆涌動。在較短時間內，衛生部從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醫學院系統、北京市各級醫院選派了2000多名醫務工作者到甘肅安家落戶，為農民群眾防病治病；同時，一大批醫學院校畢業生志愿來到甘肅參加工作；從1967年開始，衛生部每年還選派400人的巡回醫療隊赴甘肅河西走廊開展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歷時10年。與此同時，解放軍駐甘部隊各醫院積極支持地方衛生事業，選派了大批醫務人員深入農村；全省各城市醫務人員，也懷抱理想，奔赴邊疆、農村和牧區，人們親切地稱呼他們為“6·26”醫療隊。

　　“6·26”指示發表后，北京市很多醫院敲鑼打鼓地去衛生局請戰，主動要求支援大西北。1965年，北京平安醫院支援酒泉鋼鐵公司建設，約200名醫護人員整體搬遷嘉峪關，首開北京醫院遷往甘肅之先河。北京天壇醫院也整體搬遷甘肅，全院500多人，分別在慶陽、天水、臨夏組建多家醫院，開始了他們在隴原的十年奉獻之路。就這樣，一些醫院被整體搬遷，一些醫院部分搬遷，僅北京醫學院，就有三分之一的人下了甘肅。他們當中，有鬢發斑白的老教授、老醫生，也有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醫生……

　　來自北京的大批醫務人員幾乎都是舉家赴甘。北京車站，西行的列車即將啟動，激昂的誓言與飄灑的淚花同在。天壇醫院曲敬新總護士長奔赴甘肅，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壓力：母親因病癱瘓在床，怎么辦？曲敬新著急、難過地哭過好多次。但她還是找到組織，報上了名，表示要堅決聽黨的話，支援甘肅社會主義建設。就這樣，曲敬新和愛人一副擔架，將母親抬上了開往甘肅的列車。這一去，就是50多年。她在“羲皇故里”扎下根來，為當地群眾的健康服務了一輩子。

　　景翙筑，河西堡北京醫院婦產科主任，1969年隨北京市第一醫院搬遷河西堡。陪伴她來到這片戈壁灘上安家落戶的，是時為北京市航空學校教師的愛人陳幼孚和11歲的獨生子。陳幼孚是195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航空系發動機專業的高材生，隨遷來到河西堡后，在武威地區運輸公司三車隊“做技術革新工作，什么都干”。在這里，他們一家度過了12年的難忘歲月……政策規定，下放人員家屬隨遷，戶口遷出，住房上交，故僅河西堡醫院隨遷家屬中，有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北京鋼鐵學院的教師和北京市文藝團體的美工、音樂等專業人員，以及北京制藥廠的技術人員和北京機床廠的工程師、技術員等。許許多多醫務人員的配偶在其他領域，也為甘肅經濟、社會、文化等事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據統計，遷甘醫院、衛校計有34家，其中：100張床位的醫院3所，80張床位的醫院1所，50張床位的醫院7所，30張床位的醫院20所，20張床位的醫院1所，衛(護)校2所。“戰斗在全省52個點上。”約占當時全省衛生技術人員十分之一的大批北京醫務人員到來后，積極開展巡回醫療、幫助培訓赤腳醫生、建立合作醫療、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拯救了無數農民寶貴的生命，保護了他們的健康，促進了當地農業生產的發展，所到邊遠農村、牧區的醫療衛生面貌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甘肅省省級醫院的醫療水平，七八十年代在全國也都處于比較高的水平，因為各大醫院都有一批從北京下放來的醫生和科主任，他們當時就已是知名的專家。

　　1970年2月，擁有200張病床，350多名醫護人員的北京市第一醫院一分為二，下放到了甘肅省。該院外科骨干力量主要來到新的工礦區永昌縣河西堡鎮，內科骨干力量多去了永登縣。河西堡北京醫院幾經演變，成為今天的金昌市第一人民醫院。其名稱雖然幾經變化，但是，永遠不變的，是當地干部群眾對她深摯的感情和無限的懷念。今天，許多當地老百姓仍然習慣而親切地稱其為“北京醫院”。

　　1978年4月，甘肅中醫學院(現甘肅中醫藥大學)正式成立。重師興教，人才是關鍵。省委、省政府把目光投向了大批在甘的北京醫務人員，他們中間，有許多學貫中西，具有高級職稱的專家教授。就這樣，以來自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為主的一批中年知識分子，被選調到學院任教。1980年，通過全省統考，又從這批人員中選拔了一批優秀人才，張世卿成長為甘肅中醫學院院長。這兩次高精尖人才的引進，極大充實和加強了中醫學院的師資隊伍。他們既有扎實深厚的醫學理論知識，又有多年農村基層工作的豐富臨床診療經驗，人員占到學院建院之初教師總數的一半以上，達40多名，成為甘肅中醫學院教學工作和學科建設的奠基人，支撐起了甘肅中醫藥高等教育事業的擎天大廈。

　　酒泉鋼鐵公司醫院、天水地區第一人民醫院、慶陽地區第二人民醫院、平涼地區第二人民醫院、甘肅省腫瘤研究所、甘肅省衛生防疫站、甘肅中醫學院、隴西縣6·26醫院、民勤縣西渠公社6·26醫院……這些由“6·26”醫務工作者建立起來的醫院和大學，如同一座座不朽的豐碑，永遠矗立于隴原大地，從根本上改變了甘肅醫療人才匱乏、農村缺醫少藥的面貌。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1980年前后，因為落實政策、工作需要、家庭困難等種種原因，一些“6·26”醫務人員又回到了北京，一些醫院遷回原址。但是，他們帶出了學生，培養了隊伍，他們以自己高尚的醫德和救死扶傷的精神，影響、教育和感染了幾代隴原人民。他們默默的付出，一如閃爍的繁星雖無名，卻照亮了整個夜空，譜寫了甘肅衛生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劉宏、任華明夫婦1967年畢業于中國醫科大學8年制醫療專業，來到甘肅，他們給人事部門說的第一句話是：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就這樣，他們“一竿子插到底”，來到渭源縣慶坪公社中心衛生院安家落戶。在這個遠離縣城30多公里，進一趟城步行需要4、5個小時，山大溝深，被稱做“干北山”的地方，整整度過了7個年頭，他們的獨生子也降臨在這個窮苦的山鄉。劉宏來到慶坪后，即擔任衛生院院長。他注重傳、幫、帶，培養當地醫務人員。主動開展婦、兒、內、外科等各項治療和手術，吸引了周邊4個公社的患者前來就醫，遇上無錢看病買藥的患者，又總會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的工資為他們墊付醫藥費。劉宏、任華明的童年是在“延安保育院小學”度過的。任華明的叔父是老一輩革命家任弼時的堂兄，母親丁祝華是中共早期黨員，劉宏的父親劉道安是黨的“七大”代表。他們扎根甘肅農村，默默服務農民群眾，其精神動力在哪里？他們究竟在追求什么？劉宏擲地有聲地對我說：“從小就受黨的教育，就是為人民服務。什么地方有人民需要，我們就去。我們是自愿去的，就是打算在農村干一輩子！因為我們是老共產黨員的后代……”

　　毛江森，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醫學科學院原院長、甲型肝炎活性疫苗研發者。1969年，毛江森和夫人張淑雅從中國醫學科學院下放甘肅，在武都縣岸門口公社衛生院和甘肅省衛生防疫站工作了8年。1972年，隴西縣出現疑似“出血熱”疫情，很多嬰幼兒失去生命，全縣陷入恐慌之中。毛江森受命前往調查，他憑著多年從事病毒研究的扎實理論功底和實踐經驗以及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力排眾議，作出了這是因成人食用發霉糧食，毒素經母乳引起嬰幼兒內出血疾病的大膽推斷。唯一的選擇，是馬上停止發放救濟糧！可是，調查結果沒有實驗室數據的支持，萬一推斷有誤，后果不堪設想。停發救濟糧，在當時的背景下，要承擔很大的政治責任，但死亡在不斷增加，時間不等人。毛江森毅然將結果逐級上報。他的建議，得到了時任縣革委會主要領導的大力支持。救濟糧停發幾天后，因病致死的嬰幼兒明顯減少。后來，蘭州大學生物實驗室從這批從東北運來，風吹雨淋十多天發霉的救濟糧里分離出了毒素，證明該毒素能破壞人體凝血機制。在這次事件中，毛江森以科學的態度、知識分子的良知、醫生的責任和對道德與真理的追求斗膽上書，從而避免了更多悲劇的發生。

　　上世紀90年代全國聞名的“科技首富”遲斌元，曾是一位河西堡“北京醫院”的醫務人員，來甘前后一直遭受政治上的不公待遇。調至蘭醫二院工作后，他致力于從豬血中提煉速效止血藥“凝血酶”的研究，并取得成功。但遺憾的是這一首創性的成果一直未能走出實驗室。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時間里，世界上只有英、美、日等少數國家能人工提取生產凝血酶，但價格昂貴，這種速效止血藥我國過去只能依賴進口。西方是從人血、牛血中提取，而遲斌元是從來源更豐富更便宜的豬血中提取。后來，他到北京工作。1987年，在中國科協的牽線下，遲斌元和妻子司華帶著他們的科研成果，從北京輾轉到珠海，找到投資方，建立了總工程師負責制的珠海生化制藥廠，生產凝血酶凍干劑。在很短的時間里，把一個投資420萬元的企業發展為擁有7000多萬元固定資產的全國明星企業。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老人家視察珠海的第一站，就是遲斌元一手創辦的珠海生化制藥廠。當聽遲斌元匯報公司主打產品凝血酶已成功地打入了國際市場時，鄧小平大加贊賞，說：“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拳頭產品，創造出我們國家自己的名牌，否則就會受人欺負。這就要靠我們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擺脫受人欺負的局面。”也是這一年，珠海市制定了“科技重獎”的政策，遲斌元是那一年的特等獎獲得者。一輛奧迪轎車、一套公寓和一張287184元的支票，讓他成為“科技百萬富翁”，獎金數額接近諾貝爾獎，由此，開創了中國知識分子獲獎金額的最高紀錄。

　　夏恩蘭，中國婦科內鏡醫學——宮腔鏡診治醫學的奠基人與開拓者。1970年1月，夏恩蘭所在的北京月壇產院整體下放到甘肅靖遠礦區。在甘肅的10年中，有一個現象深深刺痛著夏恩蘭的心。在當地的風俗習慣中，女性不能沒有子宮，一個女人一旦因為患病摘除了子宮就被視為沒有了性別，不男不女，貓狗不如。作為婦產科醫生，夏恩蘭常常眼看著子宮出血已經威脅到病人的生命了，卻不能實施子宮切除手術。1989年12月，她從一本英文醫學期刊上看到了一篇介紹宮腔鏡診療技術的文章，在操作方法、治療原理方面，竟和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這是一項集光、電、超聲、顯像、視頻技術和診療為一體的醫療技術，而當時這篇文獻并沒有引起我國婦產科醫學界的普遍關注。但是，夏恩蘭卻從中洞悉到婦科醫療革命性的時代即將到來。半年后，由她開創的中國宮腔鏡電切技術，被永遠地載入中國婦產科臨床醫學的史冊，成為婦科醫療技術革命的里程碑，被人們尊為“中國宮腔鏡之母”。

　　1967年夏天，馬明良從6年制的北京中醫學院畢業了。9-12月，他踴躍報名，參加衛生部第二批赴甘肅河西走廊巡回醫療隊，在山丹縣霍城、軍馬場工作。翌年8月，他畢業分配，來到干旱、貧困的渭源縣。那一天陰雨連綿，縣城街道非常泥濘，離開北京時穿著短袖，到了當地，已經該穿絨衣了，但衣服都打在行李中，十分寒冷。在純山區的秦祁公社，他看到，當地的老人有的還盤著清代的大辮子，農民群眾生活非常艱辛，又非常純樸。交公購糧時，老鄉們晚上不睡覺，把地里的那點最好的糧食連夜用連枷打好，送到糧站。他被渭源農民的純樸深深感動著，為了少花錢，治好農民的病，馬明良發揮中醫藥簡、便、效、廉的特點，設計出一些簡便方。他與慶坪衛生院的甘肅臨洮籍中醫靳鳳英喜結連理，組成了幸福家庭。從此，他成了地地道道的甘肅女婿，不但渭源話說的流利，還學會了喝罐罐茶。“入鄉隨俗，少放點茶葉煮煮，就跟人家能拉上話了。”他風趣地說。馬明良1990年回京，執教于北京中醫藥大學。立德、立功、立言，乃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三立完人”的準則；“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則是古代醫生的行為規范。無論是作為教師還是作為醫生，馬明良都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因為他做的很好。

　　在“千年藥材之鄉”定西，中國工程院院士孫燕的名字為許多人所熟知，這是因為他和一個富民產業聯在一起。1970年，孫燕帶著妻兒，從北京來到定西地區醫院安家落戶，這里盛產的黃芪、黨參深深吸引著他的目光。回京后，他開展了“扶正中藥促進病人免疫功能”的課題研究，研制出了貞芪扶正沖劑、膠囊，扶正女貞素和固元顆粒等中藥制劑，獲得四項專利。如今貞芪扶正膠囊和顆粒被列入國家基本藥品目錄，進一步帶動了定西中草藥產業的發展，對定西農民脫貧增收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碧琰，兒科著名專家，她對甘肅有著深厚的故鄉情結。她回憶說：“在甘肅成縣的時候，我是兒科大夫，當地兒童傳染病特別多，當時工作真累，但是覺得很痛快！”關碧琰用這樣一句話來總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關碧琰在臨床醫療十分繁忙的情況下傾自己所學，堅持開展兒科診療護理培訓工作，為當地培養出了一批兒科醫護專業人員。她還幫助地方醫院訂立診療常規，完善各項制度。從北京醫學院下放來到成縣的丈夫吳建中工作也十分突出，是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的第二批研究生。關碧琰意味深長地說，“回想起成縣的十年啊，確實是難忘的十年，我覺得也挺值得的。有一次，成功救治了一位患兒，中午我聽見宿舍門口有響動，開門一看，門口放了一堆老玉米，遠遠的就看見一個老農背著一個背簍離去了。我會永遠記著這個鏡頭，甘肅人民的純樸、善良，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成為一生中不可磨滅的記憶，甘肅永遠是我們的家……”

　　責任高于一切，榮譽高于一切，成就高于一切。1980年6月，王永祿離開播撒了11年血汗和淚水的甘肅宕昌，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回來一無所有，家具20元處理了。下放十年，得了十年的紙回來。”——離開宕昌時，王永祿丟棄了很多東西，唯獨帶回了成摞的獎狀和榮譽證書。這是當地政府和人民對北京醫務工作者的最高褒獎。他斬釘截鐵地說：“什么東西都可以扔，都可以不帶，唯獨這獎狀我一定要背回去！”

　　難忘美好記憶，故鄉情結永存

　　2021年2月4日，為榆中老百姓服務了13年的北京市第一傳染病醫院高崖醫療隊帶隊領導吳永勝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臨終前，他囑咐兒子吳志強，一定要將自己的一部分骨灰撒在榆中縣。去世后，他依然愿意回到他魂牽夢繞的榆中大地，這是一種怎樣的情懷，其中蘊含著多少懷念和不舍？2021年3月27日，吳永勝落葉歸根，回歸第二故鄉，長眠在縣第一人民醫院的一顆松柏樹下……

　　許多“6·26”醫務工作者畢生獻身隴原，為甘肅人民的健康和衛生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們的業績璀璨奪目、事跡蕩氣回腸、精神高山仰止。

　　甘肅省人民醫院專家影像張書盛、孟憲慎畢業于中國醫科大學，相同的理想和信念使兩人組建了幸福的家庭，并走上了服務甘肅人民的人生之旅，50多年矢志不渝。他們說，支撐我們走下去的是組織的信任、甘肅人民的關愛，還有家人的理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的一些大醫院邀請他們回去，但一次次都是因為組織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讓他們選擇留在了這里，成了永遠的大西北人。在孟憲慎的努力下，省人民醫院“乳腺病診斷中心”正式組建起來了。孟憲慎是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全省優秀共產黨員，張書盛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這些榮譽是甘肅人民對他們獻身隴原醫療衛生事業的最好褒揚。

　　“甘肅變成了家，北京變成了老家。”這是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原院長李其棠的人生寫照。從大學畢業來到甘肅至今的50多年間，他記不清看過多少病人，做過多少手術，可他沒有給自己的父母、親人看過一次病，也沒有帶他們去過醫院。讓李其棠一輩子都揪心的是：“父母走的時候，我都不在身邊。父親生病住院后，我去北京看望，第二天，看到父親病情有所好轉，我又急匆匆的趕回蘭州，原因是有幾臺手術已經因此而延期。回來的第三天，父親就去世了。我非常內疚，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原諒自己。我的母親走得很突然，她老人家去世以后，我流了一夜眼淚。沒有給父母看過一次病，沒有盡到一個兒子的孝心，這是我最大的遺憾。忠孝難兩全啊！”50多年的無私奉獻，李其棠無怨無悔。他說“甘肅就是我的故鄉，我愿意把自己的余生獻給需要的病人，獻給甘肅衛生事業的發展。”

　　從北京到黨原鎮的路，王富慶已經不知道走過多少回。1969年11月，北京醫學院人民醫院的滿族醫生王富慶和夫人霍瑞莘，帶著母親、岳母和一雙年幼的兒女，3代6口人，輾轉千里來到平涼地區涇川縣黨原鎮，住在一間小屋里，演繹了30年的苦樂人生，真正為農民群眾看了一輩子病。2005年，孝順的女兒把退休在家的王富慶老兩口接回了北京，可是每年夏天，他們都會回黨原住一段日子，覺得到了那兒就特別親切。“我們很舍不得這個家！”聽到他回來，很多鄉親們都會找上門來，請他再給自己看回病。

　　何可英，副主任護師，一位曾擔任周恩來總理保健護士19年之久的省人民醫院離休干部，周總理和鄧大姐贈給她的紀念冊是她永遠的光榮與自豪。1969年，何可英自愿報名，與愛人王醒和兩個孩子來到甘肅靖遠安家落戶。她說：“中國人，只要是為祖國、為人民，在哪里工作都一樣，哪里的黃土不埋人啊”。樸實的語言，擲地有聲，坦蕩的胸襟，令人敬仰。

　　采得百花成蜜后，化作春泥更護花。金文媺，甘肅省中醫院兒科原主任，黨的十三大代表、中國婦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先后榮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三八紅旗手”等光榮稱號。她的愛人夏永潮也以其在中醫理論和臨床上的卓越貢獻，被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首批“甘肅省名中醫”榮譽稱號。為了在臨床上找到效果好、副作用少的藥物治療小兒疾病，突出中醫特色，金文媺鉆研中醫古典書籍，研發中藥靜脈注射藥物，并在每種新藥使用之前，都要在自己身上先做試驗，親自滴注新藥配制的液體，感受藥物的反應，在確定沒有副作用后，才應用于病兒。1997年8月2日，金文媺因突發腦溢血去世，年僅61歲，忠骨埋隴原。

　　感人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他們的事跡之所以感人，是因為他們在激情燃燒的歲月里，在自己最美好的年華里，無怨無悔的響應祖國召喚，奔赴甘肅農村貧困地區開展醫療衛生服務，為解除群眾疾苦、培養衛生技術人才、把滿足基層群眾對醫療服務的需要，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人生追求。

　　發揚優良傳統，譜寫歷史新篇

　　2018年8月，年近八旬的北京公安醫院主任醫師王久成與畢業于北京大學生物系的夫人孟培麗又一次不辭辛勞、風塵仆仆重返陜甘寧革命老區環縣，“重溫‘6·26’指示，再為鄉親出趟診”。他是已知唯一一名既參加了衛生部第一批和最后一批赴河西走廊醫療隊，同時又是在甘肅工作10年的北京醫務人員。他把心留在了甘肅，留在了環縣，幾十年來，一直關心環縣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在毛井鄉衛生院，他講傳統，診病人，鼓勵新一代醫務工作者，要永遠把患者放在第一，要永無止境學醫術……

　　毛主席的“6·26”指示和北京等城市大批醫務人員的到來，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和物質文化遺產，經過50多年歷史風云的淬煉，依然歷久彌新。在甘肅貧瘠的土地上，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他們為我們帶來了文明的腳步和先進的文化。甘肅是“6·26”指示的受益者，沒有“6·26”指示的貫徹落實，甘肅衛生還將在更加困難的環境中前行。“6·26”醫療隊的到來，使甘肅在極度缺醫少藥的情況下，如久旱遇甘霖，對于緩解群眾看病難、提高基層醫療技術水平，同時也為甘肅的醫療新技術開創和衛生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有深刻的政治、歷史意義。他們不僅帶來了精湛的醫技，而且帶來了良好醫風，全省醫務工作者向“6·26”醫務工作者學習，大力發揚他們的無私奉獻精神，面貌蔚然一新，醫德醫風交口稱贊。

　　“6·26”指示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宗旨，“6·26”醫務工作者“對黨忠誠、熱愛人民、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是留給甘肅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甘肅這片熱土，“6·26”精神和甘肅精神水乳相融，鑄就了甘肅醫務工作者獨特精神內涵，成為甘肅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時代，我們要學習“6·26”醫務工作者的好傳統、好作風，把他們樹立的大旗扛起來，把他們的精神傳承下去，發揚光大。在抗擊新冠疫情的特殊時期，特別要發揚和傳承老一輩醫務工作者的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著力加強鄉村醫療建設，助推鄉村振興，建設健康甘肅，為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做出新貢獻，扎實推進甘肅醫療衛生事業的高質量發展。要大力弘揚“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肅精神，以十倍之努力，百倍之干勁，匯聚起加快建設幸福美好新甘肅、不斷開創富民興隴新局面的磅礴力量。

　　“6·26”醫務工作者的歷史功績，甘肅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注：原載《人文甘肅》第十輯

　　來源：飛天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