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里看晉國風云

　　原標題：博物館里看晉國風云

晉公盤 春秋

波曲紋虎足方盒　　西周

豬尊　西周

虎頭匜鼎　春秋

鳥首盉　春秋

侯馬盟書8件　春秋

（本版圖片由甘肅簡牘博物館提供）

“楚公逆”銅短劍　　西周

立鳥人足筒形器　西周

　　晉國是周朝重要的諸侯國，起源于西周，鼎盛于春秋，結束于韓、趙、魏“三家分晉”，歷經38位國君，立國660余年。

　　“河汾之東，方百里”，是古史對晉國始封唐地的記述，早期晉國究竟在哪里？三千年來一直是個未解的謎。今人面向大地的求索，聚焦于山西晉南地區。曲沃和翼城交界處的“曲村——天馬遺址”，面積達10余平方公里。20世紀60年代至今，已揭露大面積的文化遺存。其中晉國公族的“公墓”，即名滿天下的晉侯墓地，出土文物上萬件。從而確認了西周時期從燮父至文侯的9代晉侯，結束了2000余年關于晉國始封地的論爭，證實這里即文獻記載“河汾之東，方百里”的古唐地，晉國早期都城所在。

　　在古老的歲月里，多少故事成為歷史。如今遺存下來的文物古跡、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和還原了晉國的歷史風貌。近日，“晉國霸業——山西晉國文物精華展”正在甘肅簡牘博物館舉辦，在館內1號展廳里，157件（組）精品文物向人們講述著晉國的歷史。

　　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諸侯，屏藩王室。成王“桐葉封弟”，叔虞入主唐國，其子燮父改號為“晉”。其后勵精圖治，開疆拓土，逐漸強盛。周室東遷，文侯首功；踐土會盟，文公稱霸；其后縱橫中原，九合諸侯，成就霸業。晉國鼎盛時期，地跨晉、豫、冀、魯，疆域遼闊。春秋晚期，公室衰落，六卿專權，最終導致“三家分晉”。韓、趙、魏變法圖強，稱雄戰國。晉國六百年偉業，奠定了山西歷史文化的基石。

　　20世紀90年代，考古學家在曲沃曲村——天馬遺址發現了舉世震驚的晉侯墓地，彌補了晉國早期編年和史實空白。晉侯墓地考古發掘成果，被評為“中國20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之一。在晉侯墓地的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青銅器、玉器、金器等重要的文化遺存。這些出土的文物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它們記錄了當時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展示了古代晉國的繁榮和顯赫。

　　近期，甘肅簡牘博物館與山西博物院聯合舉辦了一場“晉國霸業——山西晉國文物精華展”，這是山西也是晉國出土文物在甘肅的一次集中亮相。展覽精選了晉國文物青銅禮樂器、車馬器、兵器等157件（組），分“河汾驕子”“爭霸春秋”“余烈三晉”三個單元，從多方面展示了從“桐葉封弟”到“三家分晉”的六百年晉國歷史進程以及我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文化。

　　第一單元“河汾驕子”，以晉國公族內的公墓為主，講述了震驚世界的晉侯墓地的發掘情況，這些墓葬共出土文物上萬件，一幅晉國的時光卷軸，經考古發現重現在我們的眼前。第二單元“爭霸春秋”，向人們展示了晉國在春秋時期的風云歷史，自公元前770年，晉文侯輔佐周平王東遷至洛邑，又率軍勤王，穩定了東周初年的亂局。晉文侯借“再造周王朝”之機，于汾水流域擴張領土，為晉成為春秋時期最重要的諸侯國之一奠定了基礎。正所謂煌煌春秋三千載，悠悠晉國六百年。第三單元“余烈三晉”，向觀眾講述了春秋中后期晉國的衰敗及“六卿”的崛起，最終晉國被韓、趙、魏三家瓜分的歷史。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53年，經過兩次大規模的內亂，韓、趙、魏三家聯合，打敗其他卿大夫，盡分晉地，徹底架空晉國國君，后周天子封韓、趙、魏為諸侯，“戰國七雄”格局形成。公元前376年晉靜公被廢，晉絕不祀。

　　本次展覽出土文物的出土地就包括了晉國早期都城“曲村——天馬遺址”；晉國晚期都城——新田“侯馬晉國遺址”；中部的晉國末期“晉陽古城”等。“曲村——天馬遺址”為晉國早期都城，晉侯墓地震動學界。“侯馬晉國遺址”是晉國晚期都城——新田，“鑄銅遺址”和“侯馬盟書”名揚中外。中部的“晉陽古城”則是晉國末期執掌政柄的趙簡子的政治軍事基地，后來成為趙國的初期都城，“趙卿大墓”氣勢恢宏，令人耳目一新。

　　展廳內不僅有晉國的歷史溯源、考古發現遺址，還展出了大量豐富的精品文物，在展出的文物中以青銅器為大宗，其中的“豬尊”“晉公盤”“侯馬盟書”“楚公逆”銅短劍等多件文物充分展示著盛晉的國威，也是山西地區多項重大考古發現的一次集中亮相。這些文物不僅為觀眾展示了古代晉國曾經的繁榮和輝煌，也承載著古代人們的智慧和創造力，是我們了解古代社會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晉公盤

　　晉公盤是晉文公時期特制的青銅禮器，國家一級文物。晉公盤是重耳為女兒孟姬出嫁到楚國的嫁妝。晉公盤為圓形盤，盤口外徑47厘米，內徑44.6厘米，帶耳通高12.2厘米，重7000克。整體外有淺綠色銹，盤內壁銹少，盤內動物身上均有淺綠色銹，無銹處呈亮灰色。盤腹部下接三座狀的人形足，三足不是等分圓周，稍有差異。三人形足形制相同，裸身，雙手向后托起盤底姿態，雙膝跪坐。人面部修飾簡潔，瓜子臉，三角鼻，高眉弓，嘴部造型不明顯，耳部上闊下收。短發整齊作圜形覆于頭頂。雙乳和肚臍以圓圈標識。晉公盤內的裝飾很繁縟，與外表“質樸”形成反差。盤內裝飾的動物分別為蟠龍、水禽、龜、鱉、蛙、蟾蜍和魚。

　　不同于大多數青銅盤，晉公盤的平底淺腹內，鑄有眾多的立體動物雕塑。在它底部中心有一對浮雕游龍回旋盤繞，雙龍之內站著一只水鳥，雙龍之外又有四只水鳥和四只烏龜。再向外延，又有三只青蛙和三條游魚。最外一圈，是數只青蛙和烏龜，它們或蹲或游，或者爬行，非常生動鮮活。這些動物的制作展示了工匠的心靈巧思，鳥喙可以自由開合，龜首能夠如意伸縮，原地還能進行360度轉體，既體現了青銅冶鑄技術的高超，亦體現了機械制作技術的進步。

　　豬 尊

　　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113號墓出土。豬尊出土于第一代晉侯燮父的夫人墓中。背上有蓋，蓋面飾云雷紋。器腹兩側各飾同心圓渦紋，周圍飾變形獸面紋。蓋內及外底均有銘文：“晉侯乍（作）旅飤（sì）”。“飤”通“食”，多用于青銅食器上，而此尊應是盛酒器，在酒器上自銘為飤，較為罕見。豬是伴隨著農業文明的出現而成為最早飼養的動物之一，先秦時期多用作祭祀活動的祭牲。晉侯墓地出土的豬尊，將酒器青銅尊鑄成日常生活中豬的形象，造型逼真，憨態可掬，工藝精湛，充分體現了青銅工匠的聰明才智。

　　中國是最早把野豬馴化為家豬的國家之一。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看，殷商時期的養豬業相當發達，豬是祭祀中的重要祭品，豬的形象在考古發現中其實并不少見，但商周時期青銅器中豬的形象卻比較罕見，尤其是青銅豬形酒器僅見三件：商代豬尊、商代青銅豬卣、西周晉侯豬尊。

　　波曲紋虎足方盒

　　1993年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62號墓出土。波曲紋虎足方盒為生活用具，出土于晉穆侯夫人墓。盒為長方形，口徑略大于底徑，斜直壁，頂部有立體的虎形捉手，兩扇小蓋可以開啟，盒下有四虎為四足，虎首朝外。盒四壁上部飾鱗紋，下部飾波曲紋。此盒設計精巧，器型較小，紋飾精美，應是古代貴族女性用來珍藏小型物件的容器。

　　虎頭匜鼎

　　山西省侯馬市上馬村14號墓出土。器為直口窄平沿,口沿前部有虎頭形管狀流，雙附耳，腹部圓收形成圜底，下承三獸蹄足。捉手的虎頭向左前方斜視，虎尾下垂后向上卷曲，流口虎嘴大張，雙目凝視，雙耳直立，器口沿下飾獸目交連紋，腹部飾重鱗紋。

　　匜是春秋時期廣泛使用的器物。春秋早期匜體呈瓢形，前流后鋬，四個片狀獸形扁足。春秋中期匜逐漸由敞口流變為合口流，名作虎頭匜。戰國時期出現瓢形匜，敞口流，環形足，戰國中晚期一般作桃形，平口、圜底、三環形足，素面。

　　“楚公逆”銅短劍

　　山西省絳縣橫水墓地出土。身呈長條形，中部起脊，兩刃斜直，刃緣鋒利，劍身橫截面呈菱形。莖格部平面呈“凸”字形，有闌，側闌凸起，橫截面呈“工”字形，后端較窄，有兩個圓穿。劍身近莖格處兩面均飾陰線人面紋。雙合范鑄造。兩面人面紋頭頂上方鑄銘文：“楚公逆□□中戈。”考古人員推斷，有可能該件器物的作器者為楚公逆，與晉侯墓地M64出土的楚公逆編鐘、宋代嘉魚縣出土的楚公逆鐘的作器者為同一人。

　　立鳥人足筒形器

　　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63號墓出土。圓筒形，帶蓋，蓋與器體以子母口套合，蓋平頂，上有圓雕立鳥形鈕，鳥彎喙，雙目圓睜，作展翅欲飛狀。器為平口，口沿有一對貫耳，直壁，方形底座，底座四壁各有一個人形足以承器體。人發髻高聳，赤身裸體，屈膝下蹲，作奮力抬舉器物狀，形象寫實生動。方座飾波曲紋，內底有兩只小鈴，可發聲。蓋頂飾斜角云紋一周。蓋沿和口沿飾變形獸體紋，筒腹和方座飾波曲紋，筒下層飾鱗紋一周。這種形制的青銅器尚屬首見，其功用還有待于深入研究，但它獨特的藝術造型和裝飾卻可以說是集眾器之長，獨步天下。

　　鳥首盉

　　山西省長治市分水嶺36號墓出土。扁橢圓體曲流形盉，口沿外侈，上為圓雕的振翅鳥形蓋，盉身兩側飾三周紋飾，上部飾體軀相交的龍紋。

　　盉用青銅制成，盛行于商周時期。關于用途，學界一般認為早期的盉用來溫酒或調酒，如王國維的《說盉》中提到：“盉乃和水于酒之器”；后據考古發掘，發現盉通常與盤、匜組合出現，學者亦認為盉用作水器。

　　青銅甗

　　山西省洪洞縣南秦墓地出土。青銅甗造型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稱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過；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高足間可燒火加熱。商代的甗多為圓形器，直耳，侈口，束腰，袋狀腹，腹下設錐足或柱形足，器體厚重。商早期花紋簡單，晚期多用獸面紋裝飾。西周除沿襲商代形式外，還出現了附耳，有的上下部可以分開，在下半部也加附耳，同時還出現了長方形甗。

　　子犯龢鐘（仿制品）

　　全套編鐘大小不一、高低輕重相次，最大者通高71.2厘米，重44.5公斤；最小者通高28.1厘米，重5.4公斤。各鐘形制大致相同，均長腔封衡，鼓部較寬，周圍飾目雷紋、夔紋。中央鉦部共鑄有銘文一百三十二字。

　　子犯龢鐘銘文拓本上書“子犯”兩字。銘文大意：春秋中期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晉文公五年）5月初，在吉日寫下這段銘文，子犯一直陪伴在晉文公左右，在外流亡十九年后返晉匡復其邦國，后又與楚有“城濮之戰”，大敗楚軍，從而有“踐土會盟”等史實。由于子犯的功績，周王賞賜給子犯諸多寶物，諸侯也送給子犯大量美銅，因而子犯鑄制這套和鐘，并銘記勛績傳頌子孫，永寶用樂。

　　侯馬盟書

　　侯馬盟書，春秋晚期晉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晉國世卿趙鞅同卿大夫間舉行盟誓的約信文書。盟書為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或卿大夫之間，在訂盟誓約時所記載的言詞，亦可稱為“載書”。侯馬盟書的文字屬于春秋晉國的官方文字，侯馬盟書因出土于山西侯馬而得名。

　　（作者單位：甘肅簡牘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