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丨明代早朝竟缺席文武官員1160人！原來，古人也不喜歡“早八”

　　原標題：史海鉤沉丨明代早朝竟缺席文武官員1160人！原來，古人也不喜歡“早八”

　　“未頃刻有滯于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這是朱厚熜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對群臣說的話。意思有二：一是我沒耽誤軍國大事，二是上朝沒啥用。

　　很明顯，嘉靖帝在表達上朝和勤政沒關系，上朝就是浪費時間。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后，自己親自處理政務，上朝就是皇帝通過現場辦公解決事務。這一制度基本堅持了下來，所以在明代文人的傳播中，上朝與皇帝親理政務漸漸就掛鉤了。

　　這就出現了一個疑惑：為什么皇帝會否定近乎作為祖制的上朝？

　　靠兒子的勞模　　

　　明代的朝會制度是在朱元璋時期確定的，一般包括禮儀性質的大朝會、每天堅持的早朝、緊急或突發事務的晚朝（隨時開）。大朝會規格高、重在禮樂，政治意義居多；早朝，屬于朝廷例會，皇帝現場對朝臣作出答復，現場辦公，重在內容。

　　朱元璋時期，早朝地點在奉天門。一大早，幾千個京官即起床準備上朝，在天亮前就在宮城外等待，等門開啟后相繼進入宮城。會上，各部、府現場上奏，由皇帝進行裁決，會后各部門按照皇帝的意思辦理文書。這樣做的好處是官員們可以直接和皇帝溝通，效率比較高，而且其他官員也知悉朝廷事務，對于官員成長是有幫助的。不得不說，這套制度在一定基礎上是能發揮作用的。

　　但這對人的要求比較高：一是具備現場裁決的能力和威望；二是具備每天上朝的精力；三是對官員要求比較高。

　　對于第一點，明初的皇帝沒有問題，尤其是朱元璋“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第二點，可以由太子負責自己的日常事務。

　　自從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后，各種文書、會議都向朱元璋集中。洪武十七年（1384），給事中張文輔給朱元璋的辦文做了一個統計，“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1660，計3391事”。平均每天要處理文件200件，涉及事務400件，要是加上會議等就更多了。這種非人的強度，顯然一個人是應付不來的。朱元璋對外人信不過，但對兒子非常信任。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太子朱標直接分擔了許多事務，尤其是文書政務能干多少就干多少，這樣朱元璋就有更多時間思考大事了。有分析稱，朱標就是被這種工作強度累死的。

　　到了朱棣時期，被稱為“馬上皇帝”的朱棣主要抓軍國政務，常年帶兵在外，太子朱高熾則負責監國。朱棣先后制定幾個版本的《東宮留守事》，明確太子監國期間的各項事務，基本是除了重大人事政務決策，日常事務由太子負責。太子的辦公地點在文華殿，按照統計，太子監國時間共計128個月。可以說，朱棣時期一半甚至更多的政務都交由兒子負責了。

　　明代文人強調的明初皇帝勤政，基本背后都有太子干活的影子。畢竟工作從來不會減少，但可以轉移。

　　逐漸形式化

　　明初兩代君王壽命比較長，兒子年齡比較大，可以把重大事務交給兒子。到了明宣宗時期，這種模式沒法推行了，因為明宣宗登基時才26歲，到了28歲時才有了兒子。政務文書工作交給“三楊”負責，上朝還得自己去。　　宣德十年（1435），9歲的明英宗登基。一個9歲的孩子，顯然沒有現場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而早朝是必須堅持的。為了延續祖制，這時候只能做變通。經過大臣的討論，大學士“三楊”對御門聽政的程序進行了一些調整。首先確定早朝的議題數量，每次不能超過八件；然后是各部門要提前把需要早朝討論的事報上來，并溝通內閣拿出擬辦意見；關于皇帝在朝堂回答的內容也要盡量簡化，如此才能保障早朝較為圓滿地完成。早朝開始后，皇上只需要照本宣科，一切都按著彩排預演的來，規規矩矩，不出任何問題，當然也了無新意。從這點看，早朝基本程式化、形式化了。　　明憲宗登基后，早朝進一步簡化。在答復大臣奏事上，基本用“該部知道”“知道了”的詞語，比如吏部奏本部門事務，就說“該衙門知道”，兵部奏事牽涉到戶部、工部，就說“該部知道”。在議題數量上，從八個減為五個。有一位鴻臚寺卿發現皇帝口吃說“是”比較費勁，建議皇帝答語改為“照例”，深得歡心，被火速提拔為禮部尚書，稱為“兩字得尚書”。到了明武宗時期，皇帝自己也淡化這種形式了，經常下旨免朝。隆慶六年（1572），10歲的萬歷皇帝登基。“十歲天子，如何治天下”？所以內閣進一步簡化早朝，規定每月逢三、六、九舉行早朝，一個月只舉行9次早朝，次數大幅度縮減。　　針對早朝形式化，最先不參加的不是皇帝，而是官員隊伍。宣德六年（1431）六月初八，鴻臚寺就奏報當日早朝缺席的文武官員超過500人，其中缺席超過兩次的達300多人，請求治罪。對于官員而言：　　“大庭之上，體貌森嚴，勢分懸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諸司奏牘中外事機，豈能一一盡白于圣衷耶？”　　隨著早朝的形式化，事務本身沒啥實質內容，且往往與自己業務沒啥關系，對于臣子而言，每天花費幾個小時上朝，實在是浪費生命，有這個時間不如好好休息，然后去辦公。　　因此參加早朝的人越來越少，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十二日，早朝缺勤數目達到了1160人，其中包括泰寧侯陳璇這樣的顯貴。請假的理由也多種多樣，“或借言公差，或妄稱疾病，填注門籍，歲無虛月”，甚至“經年累月稱疾不朝”。　　為了保障作為祖制的早朝順利進行，無數聰明人對其打補丁，補丁越來越多，防范錯誤本身也變成了錯誤。可以發現，早朝、晚朝在運行幾十年后，就由于各種客觀原因變得形式化。百余年之后，已經成了約束帝王和大臣的一種形式。　

　　上朝與勤政　

　　對于和光同塵的官員而言，早朝是一個應付的形式；但對于標準儒生的士子而言，這是一項運行百年的制度，祖制的不足可以改，但皇帝絕對不能缺席。所以當皇帝不上朝的時候，就會有無數的奏疏去勸皇帝上朝，讓皇帝勤政，有時候皇帝需要專門去辯解。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的騎兵突破長城防線，逼近京師。明王朝面臨重大危機，眾多文臣以此為契機，勸皇帝上朝，甚至有人把國家危難的責任歸結于皇帝不上朝。嘉靖為此明發圣諭：　　“今虜酋聽我背叛逆賊，入侵畿地，諸當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上不視朝，我亦不任事。’……朕中夜之分，亦親處分，輔贊大臣日夕左右，未頃刻有滯于軍機，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脅我正朝大內，恐嚇朕躬，沽名市美，非黨即畏奸臣，敢欺君父！”　　嘉靖很清楚臣子在外面討論什么，并且把臣子不做事的理由擺了出來。嘉靖帝強調軍國大事都是親自處理，還經常到半夜，上朝實在沒有意義。客觀來說，嘉靖帝說的是實話。　　相比嘉靖帝的直白，萬歷帝沒有這么強勢，他和官員一樣，不上朝是會找理由的，比如“頭暈眼黑，心滿肋漲，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針對皇帝的借口，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給開出了“酒色財氣”的藥方，氣得皇帝年都沒有過好。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考古結果，萬歷皇帝身體確實不好，或許他真不是找理由。萬歷帝雖然不上朝，但不是不管事，重大事務也是乾綱獨斷，熊廷弼的遼東軍務奏疏，明顯就是萬歷帝親自批辦的。　　有趣的是，年輕的士子惠強調，這么累的早朝，為啥不弄點實質內容。天啟二年（1622），剛進入官場的新科狀元文震孟評價早朝：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　　意思是，皇帝你很辛苦，但搞這個形式，實在無效。這從另一方面也把上朝和勤政分開了。　

　　如何辦公？　

　　隨著早朝形式化，朝廷的整個辦公機制已經發生了變化。開小會和公文政治是支撐明王朝中樞運轉的關鍵。皇帝會經常性地召見大臣，看明代留存到今天的召對錄，會發現皇帝會不定期地與內閣開會、與官員談話了解信息。　　更常見的是公文政治，即通過公文來辦理朝廷事務。在明英宗時期，“三楊”負責朝廷事務，當奏疏由文書房分發到內閣，內閣拿出擬辦意見，然后司禮監依樣畫葫蘆（批紅），最后蓋戳。等皇帝具有執政能力的時候，軍國大事自然就由皇帝負責。　　當然，公文承擔的信息有限，這就需要知悉范圍更小的載體來承擔。比如書信，對于地方官員而言，想完成一件事，既需要走正式程序的奏疏，也需要能把話說得更清楚的書信，內閣和相關機構才能知道這件事的實質。比如密奏，內閣與皇帝的溝通，許多采用密奏和太監傳話的方式，這種方式效率比較高，且知悉范圍少。　　整體來說，不上朝是皇帝和臣子的“雙向奔赴”。明代皇帝都在抓軍國大政，對于繁雜的日常事務，就交給太子或者內閣進行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