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科考一舉上岸　甘肅"老鄉"憑啥當上雍正"生活秘書"

　　原標題：關西師表與文人心志——說鞏建豐（中）

　　□牛勃

　　鞏建豐（公元1673年—1748年），前清教育家，伏羌縣（今甘谷縣）人。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檢討、國史館纂修、云南學政、侍讀學士。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告老還鄉，以講學著書為樂，學生數百人，人稱“關西師表”。

　　作為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胸有襟懷的人，鞏建豐一刻也沒有放棄過對科舉的追求，對修齊治平理想的渴望。但在春雨未臨之前，他潛心于教，并樂此不疲。作為隴上素孚聲望的大學者，鞏建豐在多年的教書生涯中，形成了深邃的教育思想。他的教學生涯分為三個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階段：一是在柳湖濱開館授徒，前后二十年，較為完整；二是任職朝廷，參與讀卷取士，這時期更多從宏觀上思考教育教學、人才選拔方面的問題；三是辭官歸里至逝世，前后十余年時間，這個時間段也較為完整，這個時期他以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經歷講學于書院之間。在教育教學實踐中，鞏建豐認為師者的首要任務是使受業者學會做人、明辨義利、奉法守禮、讀書勵志，以天下為己任，以修身養性為根本。為師者如果以學生獲取功名利祿為要，那是不足取的。如果士子不辨義利、貪圖富貴，縱使有經濟文章，亦不能成為棟梁之才。為師者要以義理養其根本，以經史暢其枝干。

　　在啟蒙教育方面，鞏建豐認為：“五六歲時不教以安祥恭敬，任其輕佻嬉戲，不教以食蔬飯衣樸素，而先順其欲而導之，欲以養成根器，難矣。”他指出，誘掖獎勸是導其明、開其蔽的恰當方法。朱子《小學》中的“少年登高科”是一大不幸，不是科名的不幸，而是少年的不幸。因為少年血氣未定、涵養未深，一旦榮登高科，勢必沾沾自喜而失去遠大志向，故以取士為榮身之階的做法并不可取。

　　在學問方面，鞏建豐認為：“學問者，學于己問于人也。”“故善學者之于文，不以艱深奇奧為工，而以見理明透為尚。”問必須做到“審問之”，做學問不僅要有誠實的態度，而且要有毅力和吃苦精神。“學道原從篤志求，莫道世味擾潛修。經書盡有無窮味，童子不帷目不游。”學習乃逆水行舟，學問不日進則日退。

　　在教學方法上，鞏建豐主張因材施教，他指出：如果“能因氣秉清濁，材質剛柔而變化之，則愚可敬，弱可強。”“圣人之量天地，賢人之量江河湖海，中人以下或溝或洫或澮或川。識有深淺，量有大小，不能強而同也。”他不僅這樣說，也這樣做，對那些“樗櫟庸材”，亦能多方造就，使其均有所得。

　　鞏建豐的一生無疑是輝煌的，他名于官，成于學。如果說他因朝廷重臣名聞于當時的話，他精深的教育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更影響了后世。他是一位秀才，但目光，遠遠超越了秀才的視野。

　　機遇是給有準備的人的。或者說，世界上再好的機遇，也不會無端賜予沒有準備的頭腦。

　　鞏建豐是優秀的，但科舉考試的命運因素，同樣讓許多優秀的士子鎩羽而歸。如果沒有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因康熙帝六十大壽而特設的“萬歲恩科”，我們能給鞏建豐假定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通過科舉考試舉人而進士，之后做官任職，走一條仕途的路；一條是繼續在柳湖濱，最多是換一個或幾個地方授徒以至終老。但偏巧就有“萬歲恩科”，而且命運之帆一路高懸，這樣一來，我們的假定就失去了任何意義。

　　公元1713年，雖非“大比之年”，但適逢康熙六十大壽，故特設“萬歲恩科”，開科取士，宣示萬歲恩典。機遇來臨時，二十年間默默無聞且又時刻準備著的鞏建豐，自然不會輕易放過。就算是再失敗一次，多一次“不第”的經歷，他也會在考試上一顯身手，因為他堅信，“果是隨珠終照耀，豈有和璧竟塵埃”。

　　年屆四十的鞏建豐帶著伏羌柳湖的郁郁文氣赴陜西長安參加鄉試。主考官余長策、副主考官李士瑜和熊學烈等在批閱其答卷，判讀其錦繡文章時贊不絕口，皆稱：“此卷有儒者氣象！”結果不言而喻，鄉試中舉。中舉，對天下士子來說既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臺階，又是一塊敲門磚，一旦中舉，鄉人言稱“老爺”，朝廷賜以官做。鞏建豐的目標不止于此，他要向更高的巔峰沖刺。同年，鞏建豐赴北京參加會試，兩試皆中，賜進士出身，官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充國史館纂修官。真是時來天地皆同力。如此一帆風順，天下士子中并不多見。不管是厚積薄發，還是時來運轉，對于年僅四十，正當盛年的他來說，一切剛剛開始。

　　鞏建豐已過了少年登高科的年齡，整整二十年寂寂無聞的教書生涯和深厚的學養，使他能做到平靜自若、恬淡平和。沒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自豪，沒有“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的艾怨，有的只是高處不勝寒的誠惶誠恐、如履薄冰。作為一個老實本分的讀書人，他能做到并能做好的，就是勤謹和認真。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鞏建豐因母親病逝歸里服闋三年，期滿后復入國史館供職，適逢庚子（公元1720年）順天鄉試和辛丑（公元1721年）會試，俱任同考官。

　　公元1723年，清世宗即位，改元雍正。鞏建豐授任日講起居注官，充實錄館纂修官，為雍正講解經史，記載皇帝每天的起居言行。他常挾一匣于肩輿中，朝暮日隨，“其所記錄，雖子弟門生，亦秘不以示”。在朝廷里，這官類似于皇帝的生活秘書，是掌握皇帝言行的核心人物，官雖不大，卻是皇帝極為信任、絕對視為心腹的人。“每蒙差事，賜御物累累。”一個來自西北鄉野的讀書人，何以得到皇帝如此信任，而且史籍對雍正的剛毅多疑多有記述，面對這樣一個皇帝，伴君如伴虎的小心謹慎遠遠不夠，唯一的，就是雍正說的“持重老成”。鞏建豐每于雍正講解，雍正總是“動容聽之”，常賜貂皮、茶葉、筆墨等御用物品。可見雍正不僅對其人品頗為欣賞，對其學問修養同樣欽佩。雍正曾對其近臣言道：“鞏某持重老成，爾等講官皆當效法。”足見雍正帝對鞏建豐的賞識和信任。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鞏建豐奉命出任四川鄉試主考官，不久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雍正上承康熙下啟乾隆，繼往開來的使命，讓他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重典治亂，嚴肅處理朝廷積弊和宮廷爭斗。這種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一方面治理了亂象，達到一定的清肅安定，另一方面又使許多矛盾轉入地下，表面的平靜下暗流涌動。處于特殊時期和特殊地位的鞏建豐，能深得皇帝信任委以重任，在各種矛盾糾結中游刃有余，足見他除了持重老成、學養深厚、忠厚勤謹外，還有過人的政治頭腦和政治智慧。特別是他既是漢人身份，又出身于草根階層，在滿人為核心的政權里做事，沒有大智慧、大境界，談何容易。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鞏建豐授任云南省提督學政。云南地處西南邊陲，為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經濟文化相對內地較為落后。鞏建豐不畏路途險遠、條件惡劣，毅然赴任。作為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雍正對西南寄予很大希望。雍正告誡鞏建豐，希望他能“激濁揚清，維風正俗”，臨行前賜筆墨一匣以示勉勵。鞏建豐到任后，謝絕一切請托，深入邊疆村寨，足跡遍及云南各地。他鼓勵各地興辦學校，選拔品行高尚、學識淵博的人充當教師。他以身作則、整飭士學、嚴格科試制度，革除以往科試中存在的十大弊病，不遺余力選拔人才。云南的天空上，到處充盈著積弊去后的清新之氣。